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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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在我的交往经历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周先生这样容纳别人的观点。对王国华，对霍国玲（《　红楼解梦　》的作者——引者　），周先生都表示鼓励，但不等于周先生完全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　　　　
　　　　如果谈及周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他是可与钱锺书先生并肩的。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一提。苏州的贾穗对周汝昌的观点很不认同，写文章批评周汝昌和刘心武，特别是《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对周汝昌大张挞伐，颇有“火气”（　胡文彬先生曾向笔者谈起此文投稿《〈　红楼梦　〉学刊　》最后得以发表的种种内幕情况　）。严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对贾穗此文的“五评”予以反驳。但后来贾穗英年早逝，其遗孀将贾穗的遗文结集出版，其中当然包括了批评周汝昌的文章，严中却帮助推销文集，并且寄给周汝昌一本，还请周汝昌写信给贾穗的遗孀表示慰问。而周汝昌也真写了一封信。贾穗的遗孀收到信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周先生如此宽宏大量，如果小贾活着，也不会再那么尖刻地写文章了。　　　　
　　　　作家刘心武（　1942年生　）从发表论文《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1992年第2期《〈　红楼梦　〉学刊　》）以来，就不间断地以秦可卿为中心研究《　红楼梦　》，先后出版了《　秦可卿之死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　红楼三钗之谜　》（　华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春梦随云散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　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　红楼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　红楼望月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005年则在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作系列讲座，终于发展出备受争议但也颇有影响的“秦学”。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又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　红楼梦　》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但这个阐释的“度”如何把握，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历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由于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这使他的研究较少受长期形成的一些“正统”思路的影响，当然“八股调”也较少。但同时，在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他的研究想象的因素较多，不太合乎所谓“学术规范”。因此，从“秦学”问世以来，在“红学界”中一直是批评的声音较多，而赞同的声音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是上海红学家陈诏（　1928年生　）发表的一篇《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1994年第2期《　红楼　》）。后来陈诏又说：“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　　　　
　　　　一直对刘心武给予支持的只有周汝昌。《　秦可卿之死　》这本刘心武出版的第一本红学著作，就是周汝昌题签并作序的。在序言中，周汝昌谈到，他注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从刘心武发表在《　团结报　》上的“红楼边角”开始的，“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而这些读红心得与那些教条八股的评论（　周汝昌称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　）大异其趣，“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并认为“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叙述学”一类，“离境界还好远呢”。而到后来，刘心武由“笔法”转向考证秦可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意，这更引起周汝昌的认同：　　　　
　　　　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　红楼梦　》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是不是在这儿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　　　　
　　　　这些话是在“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　1993年　）写下的。此后周汝昌与刘心武即保持通信论学的关系，而讨论的重点问题围绕着秦可卿原型可能与康熙废太子胤礽一系有关，也就是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暗示了乾隆朝之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曹家最终败落的重要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刘心武的“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小说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才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然对《　红楼梦　》的写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了。　　　　
　　　　周汝昌与刘心武互相切磋，经过多年努力，使这一本来似乎扑朔迷离的猜想逐渐落到了实处。其研究的“理路”，在周汝昌于“壬午七月初二日入秋之第三日”（　2002年　）写给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比较清晰：　　　　
　　　　我们的共识是秦可卿一案涉及的是废太子胤礽、弘皙一支的史迹，是为清代入关后第一大事，几乎“翻天覆地”，曹家始终卷入此一旋涡而不能自拔——与“王爷级”竟会“同难同荣”，实指非它，即此是矣。　　　　
　　　　“神武将军”要到铁岭（附近的西丰至今有大围场遗址）去打围，也不是闲文淡话，中有事由。冯家与“仇都尉”家是“对头”，也就是当时政局大斗争中的一个小局面的反映。　　　　
　　　　如今还要说说你引录的太子胤礽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　　　　
　　　　请看雪芹在书中第三回，黛玉入府，初见“荣禧堂”大匾，是御笔（先皇，康熙大帝也），故云“赤金、九龙、青地”的最高规制——而下面即又特写一副对联，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黻黼焕烟霞。　　　　
　　　　我们立刻感受的是什么？就是此联文藻风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　　　　
　　　　我想，你必已注意到了：这副联的落款尤为惊心动目：“同乡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书”。“同乡”何义？都是辽北之人也。莫忘努尔哈赤破明，第一步是设计诱降了铁岭紧邻（东南接壤）抚顺，随即攻陷铁岭十几个戍守堡，而腰堡的曹世选（雪芹高太祖）被俘为奴，即此役中（满洲“大金天命三年，戊午”）。　　　　
　　　　奇怪的是：小说中写得分明的四郡王是东平、西宁、南安、北静，人人尽晓了；哪儿又出来一个“东安郡王”呢？难道是作者“一时疏忽”，致此笔误？那太把雪芹看“扁”了。　　　　
　　　　这就是特意逗漏重要消息：此是真实的“王爷”，另外一级，不在“四郡”之中。　　　　
　　　　尤其要注意一点：高鹗篡改雪芹原文，用心精密，他一见这落款，心里就知“了不得”，马上提笔抹去了真文，换上了什么“衍圣公”云云。　　　　
　　　　你看《　红楼梦　》的事情，如此之曲折复杂，没有“学”，不知“史”，只论“文”（也只限字面表层最浅一义），如何能读得其中之味，而解悟字里之情呢？　　　　
　　　　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种沉痛语言，乍看怎能理解？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研考的主旨精神之后，就会另有体会了吧？　　　　
　　　　多亏你提示了《　居易录　》幸存的胤礽之对联，月与霞，在《　红楼　》中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一大发现。　　　　
　　　　周汝昌的这一段表述，似是信笔随心，实际上涵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小说的“家史自传说”背景，祖籍的入辽铁岭说，“草蛇灰线”与“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高鹗改篡续补原著的“大人先生操纵说”，“文”“史”“哲”的“三才会通”，研究的“悟性”主导、文化品位，还“红学”以学……都融为一体了。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点睛的：“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　红楼　》奥秘。”　　　　
　　　　应该说周汝昌的认识不无道理，至少也应看作一家之言。《　红楼梦　》从一诞生就开始了各种“索隐派”的猜想臆测，历百年而不断。尽管各家索隐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局部看来似乎十分荒唐，但也透露出一些不能回避的信息，其中应该说还是有某种“歪打正着”之“合理内核”的。笔者曾经这样说：“索隐派执着认为《　红楼梦　》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单纯的爱情小说，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些《　红楼梦　》的深广内涵。……曹雪芹家的衰败确与康熙诸皇子争储、雍正夺位有关，而《　红楼梦　》里隐约写到忠顺王与北静王的斗争，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败落等，都显示出《　红楼梦　》确有‘干涉时事’的内容。”（《〈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　》，1989年第1期《　明清小说研究　》，收入增订版《〈　石头记　〉探佚　》）
　　　　刘梦溪也说过：“蔡元培的《〈　石头记　〉索隐　》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自从“五四”大规模输入西方的思想学术以来，对“索隐派”是一棍子打死。而到1954年批俞批胡运动以后，则“自传说”被烙上红字。不能不说这种演变有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其中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索隐”和“自传”的合理部分也被粗暴地全盘抛弃。“唯一正确”的只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模式了。这种片面性思维几十年来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性、习惯性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背景，再加上《　红楼梦　》文本的特殊性，索隐与考证本身的艰涩和不通俗性，刘心武的某些论据论证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研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而要遭遇批评抨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刘心武与周汝昌的几封红学通信在上海《　文汇报　》发表后，获得该报笔会2003年8月“长江杯”征文优秀作品奖，获奖词曰：“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这让周汝昌十分高兴，在2003年“处暑”给刘心武的信中说：“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在“癸未七月廿六”给刘的信中又说：“奖之中耳，是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　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　）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　文汇　》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