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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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ā“倩ㄎ囊粘霭嫔绯霭妗。�、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版社出版　），再到1999年10月三十二万九千字的《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共四次写曹雪芹的传记。《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后来又略加修订，变为四十万八千字的《　文采风流曹雪芹　》于2004年3月由山西的书海出版社重新推出。作家出版社2004年4月则出版了赵华川绘图、周汝昌配文的《　曹雪芹画传　》，是一种普及读本。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历史材料是奇缺的，因此写曹雪芹的传记，其实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周策纵在为《　曹雪芹小传　》写的序言中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好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难题，周汝昌居然一写再写三写四写，真可谓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是曹雪芹的异代知音。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　　　　
　　　　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　红楼梦　〉新证　》、《　曹雪芹小传　》、《　红楼访真　》（　即《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红楼梦　〉真貌　》（　即与周祜昌合著的《〈　石头记　〉鉴真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　红楼梦　〉新证　》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　　　　
　　　　这就十分明确地把《〈　红楼梦　〉新证　》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　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　），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　　　　
　　　　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另纸：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