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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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画等号。（《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收入《 箫剑集 》）
从90年代初以来，欧阳健① 就不断发表文章，表达一种观点：传世的几种脂批本《 石头记 》抄本是民国后的书商伪造的，一百二十回《 红楼梦 》都是曹雪芹所作。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1994年5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红楼新辨 》，1996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红学辨伪论 》，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欧阳健与曲沐、吴国柱合著的《 红学百年风云录 》，2003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欧阳健著《 还原脂砚斋 》，使这种观点有了几本著作依托。
这种“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的根本问题是脱离小说文本的审美实际，缺乏基本的审美素质，将“考证”与“义理”、“辞章”完全割裂开来，表面上似乎是从“文本”出发（ 所谓“避讳字” ），其实严重地脱离《 红楼梦 》文本的文学实际，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周汝昌当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区别脂批本与程高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本质差异，乃是他毕生红学研究最根本的立场，怎么会接受这样荒唐的说法呢？不过，在这场辩论中，虽然周汝昌的红学体系是“脂批本伪造论”、“程前脂后说”实际上想要颠覆的最主要对象，周汝昌是被针对的最主要的论敌之一，周汝昌本人却并没有成为论战的漩涡中心，而是武汉的张国光① 和以《〈 红楼梦 〉学刊 》为阵地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一些人成为欧阳健的主要对立面。其中尤以蔡义江两篇反驳欧阳健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张国光又正是与王国华论争并“声讨”周汝昌的重要角色，所谓“两国”之一。而王国华因在北京北普陀筹建“曹雪芹祠庙”请周汝昌撰写匾额记赋等而涉及名利之争，又和京城红学界的某些人发生冲突。总之，这些争论颇有一点“混战”的味道。周汝昌由于其资历和学术成就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争论的“风暴中心”，但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引人瞩目。
有关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是90年代另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其大体情况是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详加论证的“丰润说”在80年代以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后来以冯其庸、刘世德为代表的“辽阳说”崛起，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由于冯其庸后来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和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而刘世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90年代以降明清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张书才（ 1938年生 ）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俱是“名公巨卿”，所以争论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有了学术之外的因素。
这场争论中，90年代以后的“标志”性事件有：
1993年6月6日《 光明日报 》发表《 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 》的报道以后，《 中国文物报 》、《 文汇报 》、《 中国青年报 》都发表了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② 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1994年1月8日，《 文艺报 》发表了王家惠的《 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 》和刘润为的《 曹渊：〈 红楼 〉的原始作者 》。1994年3月9日，《 中国文化报 》发表杨向奎《 关于〈 红楼梦 〉作者研究的新发展 》，肯定王家惠和刘润为的文章。这就是所谓“新丰润说”，其中心论点是：曹渊是《 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即小说中的情僧、石兄，曹雪芹不过是《 红楼梦 》的披阅增删者，曹雪芹也是出于丰润曹。
周汝昌并不完全赞同“新丰润说”的观点，更不同意剥夺曹雪芹对《 红楼梦 》的著作权，但认为河北丰润确是曹家历史发展演变迁徙过程中的一处重要地点，具体说即曹家出于宋代济阳王（ 谥武惠 ）曹彬之后。因此周汝昌也发表文章对丰润墓志铭和墓碑的发现表示支持，认为也是曹家与丰润渊源的重要证据。周汝昌因此也成为“辽阳说”支持者的批判对象。
1994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山市政协和丰润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 曹雪芹祖籍在丰润 》，二十二万字，周汝昌作序。
1995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专题片《〈 红楼梦 〉与丰润曹 》，其中也有周汝昌的讲话镜头。这又引起主张“辽阳说”方面的强烈反弹，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火药味甚浓。
1995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编《 曹雪芹研究 》，十九万字，是倡导“丰润说”的论文集。
1996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畅① 著《 曹雪芹祖籍考论 》，四十四万三千字，周汝昌、韩进廉分别作序，该书论证曹雪芹祖籍丰润，反驳“辽阳说”，成为继《〈 红楼梦 〉新证 》之后另一部主张“丰润说”的力作。
1996年9月13至16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和辽阳市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国《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辽阳市召开，大力宣传“辽阳说”，否定“丰润说”。会上试播了一部宣传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的电视片。会后，1997年第1辑《〈 红楼梦 〉学刊 》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多篇肯定“辽阳说”反驳“丰润说”的文章。此后的《〈 红楼梦 〉学刊 》各辑也时有同类型的文章发表。
199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红楼梦研究所校订的第一版《 红楼梦 》的修订版，冯其庸于1994年7月7日改定1982年5月20日所写旧版前言，“改定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卒年部分”，宣称：“周汝昌、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但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是不可信的。”
1997年6月辽海（ 辽宁古籍 ）出版社出版冯其庸、杨立宪（ 辽阳市委书记 ）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四十四万字。
1997年8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冯其庸1978年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 》之增订版，五十六万字，是“辽阳说”的代表作，亦是洋洋大著。
1997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① 著《 曹雪芹祖籍铁岭考 》，十三万五千字，周汝昌题诗并作序。此书具体考证曹家入辽后是首先在辽宁铁岭而非辽阳，因而提出曹雪芹关外祖籍是铁岭。“丰润说”关注的是曹家从宋朝到明朝时期祖先的历史，“辽阳说”关注的是从曹世选（ 从曹雪芹上溯五世之祖 ）明末到辽宁降后金（ 即后来的清朝 ）以后的历史，严格说二者并无实质冲突——只是争何者为曹雪芹祖籍学说的“正统”而已，真正与“辽阳说”形成直接对垒的是“铁岭说”。
1997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张书才《 “丰润说”证论评议 》及李广柏② 等人的文章，此后各辑时有相关文章发表，从“辽阳说”的立场上对“丰润说”、“铁岭说”质疑。
1998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刘世德著《 曹雪芹祖籍辨证 》，是刘世德多年来所写坚持“辽阳说”论文的结集，四十万字。
1998年6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畅、冯保成主编《 曹雪芹祖籍论辑 》，周汝昌作序，是坚持“丰润说”的论文集，三十一万二千字。
2001年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奉佐、金鑫合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周汝昌作序，继续论证“铁岭说”，三十八万四千字。
2001年8月16至18日在铁岭召开全国《 红楼梦 》文化研讨会，周汝昌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说：“铁岭出现了李奉佐、金鑫二位出色的学者，他们对曹雪芹关外祖籍的研考作出重大的贡献，考定是在铁岭城南四十里的腰堡。我之此来，是为了朝圣——朝拜这一胜地，并向李、金两位致以敬意。”（ 2001年第4期《 红楼 》）
2002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发表冯其庸《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 红楼梦 〉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 》，重申“辽阳说”为唯一合理的结论。
2003年12月九州出版社出版金鑫、李奉佐主编的《 红学求是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年文集 》，五十九万五千字，论文集分三集：上集是“曹雪芹与《 红楼梦 》”，中集是“曹雪芹关外真祖籍是铁岭”，下集是“《 红楼梦 》和伪续研究”，三集的主体内容都是周汝昌学术观点的衍伸。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序末有五言绝句四首，其第一首曰：“何以念雪芹，编书为求是。铁岭有祖居，世代犹能誌。”
2004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和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之续集，三十六万字。
2003年1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周汝昌著《 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 》，共三十六万九千字。这是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一部新著，当然也包括了祖籍问题。它在考证方面承接《〈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吸收了王畅、李奉佐等人的意见，而又提升到了“氏族文化”的理论高度。
《 红楼家世 》的书名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其一，曹雪芹的家世研究与《 红楼梦 》的文本研究是密切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曹学与红学有分有合，分的一面是表相，合的一面才是实质，因此才能将曹雪芹家世称为“红楼家世”。作者在《 自序 》中开宗明义：“所谓红楼家世，即是雪芹家世。这是本书的大旨要义。这是因为，《 红楼 》一书，含有很浓郁的自传性成分。”其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目的与视野都在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文化“根源”——落足于中华文化的弘扬，也就是作者在《 自序 》中所强调的：“‘家世’一词的概念范围，实际上包含氏族文化这个中华文化上的一大特点……我心目中的‘家世’，又不只是一般所拘解的‘祖籍’‘家世’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我所以致力于家世研究，正是为了追寻雪芹身上的文化积累、造诣，以及他的宇宙、人生、社会观的思想真源及客观因素。我并没有把这个课题狭隘、庸俗化，以致使之成为一种令人齿冷的‘地点之争’。”简言之，这个书名实际上勾勒出了从“自传说”到“文化论”之周氏红学研究历程的轨迹。
本书开首的《 曹雪芹氏族家世简表 》及其后三篇《 从“三曹”到雪芹——中国“氏族文采”说之初议 》、《 曹雪芹的根：“诗礼簪缨” 》和《 释“诗礼簪缨之族”——红楼绎史之一 》把《 红楼家世 》的立场、构架表明，可谓全书的“总纲”。续后诸篇则是各种具体问题之微观的考索和论证，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丰润说”、“辽阳说”和“铁岭说”的辨析驳议阐释，“曹雪芹小像”的真伪和“奇特命运”……都是红学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且至今余波未息的“热点”。
既从小说文本中寻绎家史的密码信息（ culturalcode ），又以家史原型的蛛丝马迹来阐释小说文本的形象命意。如果要说得更具有理论意味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与研究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法互相融会结合的方法论特点，曹学与红学，家世与文本，文学与文化，在周汝昌的视野中，是“互文”（ inter…textual ）的。许多具体问题还可以也应该继续讨论争鸣，但《 红楼家世 》至少在两点上有启示意味，一是考证不应该是单纯的为考证而考证，而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一种人文精神；二是正视历史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并从而开创“以小说证史”与突出“综互合参”考证方法的新实践。
考证使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光环更加灿烂还是愈益黯淡？红学考证能不能脱离文学感悟而达到纯粹的“科学”？这里面其实存在着深广的理论探索余地，特别是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之时，更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
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紧密联系，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也由简而繁，自浅入深。从1964年2月十三万字的《 曹雪芹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到1980年4月十八万七千字的《 曹雪芹小传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 原书只有出版年份，无月份 ）二十四万字的《 曹雪芹新传 》（ 外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