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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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
我们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实是指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头脑，也会逐步反映出变化来。但是王先生说的却是，如果曹氏早生了几年，在江宁一地多度了几年，这就是“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如其不然，就“接触”不到了，——至少也不“具体”了。老实说，王先生这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怕是成为问题的。要拿这样的理解再来佐证一个人的生卒早晚几年、还要计算“婴孩幼儿之年”除不除外、在某地度过几年等等，这是否妥当？我看问题就更大了。
因此，我仍然认为，若有更好的力证，论定生年确应为一七一五，那是应当接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赶上”论，还不能说服我。
虽然讨论的是关于曹雪芹生年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却又提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是王利器的“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到家。这让王利器很有意见，大为光火，后来王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从《〈 红楼梦 〉新证 》中挑毛病，以很尖刻的语气写了《〈 红楼梦新证 〉证误 》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
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
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
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
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
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
……
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红学家。其他不少人连“门”未入……
至于周文中记错了清朝定鼎的日子，其原因前已叙及，没有什么“贻笑大方”的……但要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例如他对诸种史料典籍的理解就令我钦羡不已，只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可知。比如我今日报医药费、算加法就错误百出，不及小学生，但说到三角几何、微积分、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种种，我比之小学生就高多了。他们要达到我之水平，至少还要“十载寒窗”的。这就正用得着列宁常引的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达不到鹰那样的高度。
当然，不愉快的插曲有，让人高兴的事更多。毕竟身在“帝都神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各方面的英锐豪杰之士云集影从，正如《 红楼梦 》里北静王对贾宝玉所说“高人颇聚”。由于各种机缘，周汝昌与不少文化名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苑佳话。
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得到一本廉价的《 白香词谱 》就欣喜若狂，后来又有了一本老中华书局选编的《 中华词选 》，也是爱不释手。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 词学季刊 》，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经常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也是周汝昌专注阅读的。上了燕京大学，桌案上也摆着一本朱彊村编的《 宋词三百首笺 》，经常翻阅。
夏承焘生于1900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中国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
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
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
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