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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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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世昌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岁。吴世昌的学历和周汝昌十分相似,先在南开大学预科学习,然后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燕大读国学研究生获得学位。不过吴世昌比周汝昌年级高,自然毕业得也早,1947年就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留下来任高级讲师。1963年才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吴世昌用英文著《〈 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回国后又用汉语著《〈 红楼梦探源 〉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所以吴世昌虽然学历比周汝昌早,年龄比周汝昌大,在红学研究方面反而起步要晚得多。但由于吴世昌的两部著作也都是四十来万字的巨构,而且主体内容也是考证,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因此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公认的与周汝昌、吴恩裕并列的考证派红学大家。周汝昌与吴世昌还被称为“红楼二昌”。1975年文化部的《 红楼梦 》校评小组请“两吴一周”作顾问,正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    
    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

2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    
    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    
    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用杜甫《 蜀相 》诗原韵,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应该说是十分妥恰的。“批周便是亡中国”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来,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来又抛出所谓“伍豪启事”档案,企图打倒周恩来,据说毛泽东在要批周的请示报告上批了“批周乱国”四个字。不管历史真相实际上如何,当时那也是人民抗争“文革”的一种表述方式。从“当时讵敢”和“此日宁偿”的词句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于“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1976年10月稍后,而不是在“四人帮”尚在位之时。周汝昌毕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又在文化部系统的敏感单位,历经运动沧桑,不可能要求他像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那样在“四人帮”尚在位时就发出抗议。对当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周汝昌并没有去广场观看,只是听到一点别人的传说而已。    
    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有悼诗,题作《 9月10日晨出巷门外 》:    
    秋阳映红旗,风物方崔嵬。仰头忽天低,下此半哀旗。    
    茫茫凝久立,寸心斯曰摧。领袖所尽瘁,神州为春臺。    
    正道指沧桑,万难何足排。巍巍镇百魔,寰宇从风雷。    
    天翼运扶握,蓬雀枪土灰。诗火动光焰,谈笑生奇瓌。    
    汪汪万顷涵,亦惜鍼粟才。旌旗日月换,斧凿山川开。    
    象玮肃拱卫,大星长云隤。有泪不可制,冥海奔复廻。    
    入室若无依,笔墨强试裁。泰岱坤轴重,弱毫如微埃。    
    遗像俨在前,蔼然策方来。人间亦有故,此痛包九垓。    
    八亿继舜尧,千秋更弘恢。    
    毛泽东从1954年的大批判运动开始就对周汝昌予以保护,“文革”中周汝昌很快被从干校调回京城可能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至少也有毛泽东一贯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尽管有关内幕周汝昌并不十分清楚,但从某些传言中,他早已有所知晓。所以,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这本来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士人的一种传统。同时,当时大多数人尽管对“文革”不满,但怨愤对象主要还是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爱戴之情仍然是占首位的。    
    如果我们想一想《〈 红楼梦 〉新证 》既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又获得胡适的赞美,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独能逃过劫数,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又突然被推出新版——也就是说它本来是要被整合到“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充当角色……而周汝昌既得到江青的保护、姚文元的尊重,又被“周总理办公室”从干校特调回京……在这种“大叙述”视野下,读周汝昌怀思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作,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对领袖的悼念,而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周汝昌有了神秘色彩,而其根源,还是来自于《 红楼梦 》的神秘,曹雪芹的神秘,历史的神秘。    
    作一下横向比较的话,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比起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比起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某些同仁来,周汝昌虽然也曾经时“红”时“黑”,但从总体上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政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但在工作中却也有一些人情世故方面难以避免或处理不当的纠缠,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多而收入少,在经济上总是生活得十分拮据。林东海《 编余漫话 》( 湖北编辑学会《 出版科学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    
    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
    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    
    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    
    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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