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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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 》1166页 ），但在“路线”和“政策”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氛围已经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即使“伟大领袖”其实想予以保护支持的人和事，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周家老宅的两株古藤，树龄已超过三百年，从周汝昌的祖父起，就视为传家宝，取了“藤阴斋”的雅号，并请康有为题写此三字匾额。在“文革”抄家的灾难中，两株老藤被砍断，还向根部浇了开水防止其根部再萌发新芽。
周贵麟于2005年3月5日又来信说找出了周祜昌1984年写的向有关单位索要手稿书籍之信札，其内容如下：
在1965年年底那天晚上，由于邻居（街道组长）告密，户口警来盘查，并带来几个街道青年，问我在干什么。当晚前后两次，索去《 红楼梦 》手稿十来册。次日续取走其他书籍手稿，并让写检查。书物未还回来。
1966年，街道公安员亲自通知：所有书籍笔札，片纸不得自留，扫数作为“四旧”送交街道，用挑筐担着送了有几次。当时觉得这样也好，究竟我们搞的什么工作，让它见见天日。真相大白之后，还会归还的！一派天真。
1967年区工代会、公安局、武装部揭发区业余中学的问题，将我（当时任业余中学教师）送回商业局属供销社，隔离审查三个多月。记得当时“交代”：研究资料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的《 红楼梦 》二十册，乃是胡适原有，1948年由周汝昌借来，我们在此书上作过重要的校勘。
这年秋天（应是1966年。贵麟按），几次抄家，被逐搬迁。我在北京图书馆历年积累的铅笔校勘纪录，解放后购置新书，以及业中（业余中学简称——引者）抽屉中的《毛选》，都抄得干干净净。……
周汝昌本人，也在1968年“在劫难逃”而被“隔离审查”。起因竟颇有点荒诞意味。一个过去属于国民党而后来“起义”的军政人员之子弟，不知怎么知道周汝昌懂阴阳八卦，拿来一个生辰八字让周汝昌测，也没有说明是谁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汝昌就按照测字的结果说了一番，其内容都是“大富大贵”的“吉利”话。没想到这个找周汝昌测字的人，由于原来的国民党背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新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供出了这件事，说生辰八字是毛泽东的。尽管周汝昌测字的“结论”都是好话，但也成了与“牛鬼蛇神”相勾结而妄批伟大领袖八字的一项“罪行”。周汝昌因此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顺便提及，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笔者前一段还看到一本书，上面说周汝昌在刚解放时就给毛泽东测生辰八字，并且把测字结果直接寄到中央，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不准搞迷信活动。笔者曾就此向周家质对，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周先生说，这怎么可能呢？给毛主席测八字还寄到中央，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周汝昌对自己被“揪”出来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
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然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色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
为什么说周汝昌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呢？原来1967年1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 红旗 》杂志第1期发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已经成了“文艺黑线”的另一个最新的反动身份的标志符号，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路”可讲的。周汝昌回忆说：“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
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
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
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
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
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受审是难堪的，真正的审判官是听陈诉辩道理寻事实，并不吹胡瞪眼；而这些审人者是十二分威严吓人的——他们怒吼，威吓，也偶露狞笑，面孔多变。言辞呢，大抵是这么个意思：你的问题严重，我们早已掌握了材料；你不老实交待，只能抗拒从严；唯一的出路是老实坦白，详细交待一切罪行。
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绿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上纲上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她说：千万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南侧，正在周家后来居住的南小街的北口西角，是后建的一所外表难看的灰色楼，在灰色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一处比较大的旧式住宅，在这个大院子里面，偏西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门朝东，一进门是一个四方的“门洞”（ 四柱、木屏门 ），也挺讲究的。进去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用木隔扇分断。这里面关的是因写“鬼戏”《 李慧娘 》而成了“大黑帮”的戏剧作家孟超。周汝昌则被关进西厢房，较小，里面也没有隔断。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潘漪的“女犯”，需要单独住，就把周汝昌迁入正房和孟超分居东西两个单间，西厢房成了“女监”。再往后，“犯人”又陆续来了金人、陈迩冬、麦朝枢等，都是出版社的旧同事，犯人多而监房少，到后期周汝昌就和孟超同居一室了。
这一年的“隔离审查”日子，每天受审被逼供外，就是“学习”、“写交待材料”，还有应接不断前来的“外调”人员，答复自己和“坏人的关系”。这种“外调”也让周汝昌感到十分可怕，半生不熟的，见过一面的，不知哪一年月的人和事，琐碎得根本没印象的，都来“调查”，明明记不得记不清了，就被外调人员大声斥责喝骂，说“不老实”。有的外调人员品质很坏，各种刁难的花招层出不穷，纠缠你一整天，有时一天没完，第二天又来……还有就是“劳动改造”，与原来的社长许觉民一起打扫厕所，打扫“革命领导”们开会的屋子，每天扫出一大堆香烟头……
在那样的境遇中，人性的恶劣会充分暴露。吃饭的时候，这伙被关押的人也要自己交粮票饭票，但在打饭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差别。一位被隔离审查的女性，见炊事员给自己打的饭总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她太爱生气，后来到湖北干校，又因为生气而不吃饭，最后竟然死于非命。周汝昌也遇到一个姓李的“革命派”，每次周汝昌举着碗向他领馒头时，这位姓李的炊事员偏不把馒头放入周汝昌高举的碗里，而扔到很不干净的木案上。而吃饭前后，这些“犯人”们，也都要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汇报”或者“高唱革命歌曲”。
周汝昌还有这样的回忆：
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提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天·地·人·我 》之《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不过，也有人性的光辉。有一阵，周汝昌情绪很坏，打算干脆“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行”。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女性的“革命群众”负责监守“犯人”，和周汝昌说话时态度和蔼。周汝昌胆壮了，也是苦闷使然，就向她吐露心事说，我打算承认了，反正有罪就是了……没想到这位女看守却说，千万不能这样！历次运动都是打大老虎，你不按照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和对亲友都不负责，那才是犯错误！周汝昌听了十分感动，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周汝昌说：“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第一位好人。记得她姓王。”
1968年12月，原来的“革命小将”被送往“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1969年，全国各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