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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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那封长札则署“七月二十六日”。周汝昌点评带介绍：“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 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 即吴晓铃原藏舒元炜序本《 红楼梦 》——引者 ）的看法。（ 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 ）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周汝昌还这样评价俞平伯这三封信柬的意义：“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六十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 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并赋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 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周汝昌一方面不讳言当年读俞平伯的批评文字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发泄怨气，另一方面又对俞平伯的学术见解和人品风格表示尊重和理解，应该说体现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客观公正。
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当然应该对曹雪芹究竟逝世于哪一年有个说法。很自然，1962到1963年，兴起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 红楼梦 〉大辞典 》（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说：“1962年春天，红学界对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发表了10余篇文章，但最后还是壬午、癸未两说并存。”刘梦溪①《〈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则说：“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周汝昌是癸未说的提出者和主将，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壬午说和癸未说各自大体的根据。在1962年的论争高潮中，三个月内，《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十三篇，作者有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健、吴世昌、朱南铣等，周汝昌自然是其中的要角，发表了《 曹雪芹卒年辨 》和《 再谈曹雪芹卒年 》。
当时的情况，因为俞平伯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以后来文学研究所的人大多主张壬午说，如陈毓罴和刘世德。而周汝昌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调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属于文化部管辖，因此与这一方面联系多的，又往往主张癸未说。当然也不绝对，如吴世昌在文学研究所，他赞成癸未说；周绍良在出版社，他赞成壬午说。到了后来，红学界的派别纠纷更加错综复杂，其主张的歧异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了。关于这一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郭沫若（ 1892—1978 ）也发表了意见，他虽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却表示赞同癸未说，认为这一派文章的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量。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经周恩来批准，由文化部等四个单位主办，本来是一件文化盛事。但那时的整个意识形态背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越来越趋于极左，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经公开化，中国的舆论单位正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批判，而这又牵扯到中共中央上层某些复杂的内部背景。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使纪念《 红楼梦 》的作者曹雪芹这样一个文化活动显得和整个社会的气氛很不谐调。
针对“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刘世德① 于1978年写有这样一段回忆：
事情的发展本来很顺利，忽然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此刻，给《 红楼梦 》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 红楼梦 》不过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软绵绵的作品而已。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心头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疑惑。我们了解到，忧虑并不是来自一般的观众，这更使它具有相当的分量。……
于是，我们设法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预展，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览会不至于夭折。
最先来到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对展览会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他前后一共两次亲临文华殿，仔细地观看了展品，审阅了全部的文字说明，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我们还聆听了他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关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安排的指示。他是主张展览会如期开幕的。这使我们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但是，不久，我们的心又凉了。
有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个是“政治骗子”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日后担任“四人帮”顾问的那位“理论权威”（指康生——引者）。他们联袂而来，在展览会上走马观花地匆匆看了一遍。我们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他们阴阳怪气地哼哈半天，一个说：“老夫子，你看呢？”另一个说：“×老，你说呢？”完了是再也不曾张过嘴，仅仅互相望了一眼，就又匆匆登车而去。
他们不但没有说任何一句那怕带有一点鼓励意味的话语，甚至连片言只字的批评也没有吐露。然而，那种阴沉的脸色，那种淡漠、鄙夷的表情，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却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 回忆陈毅同志谈〈 红楼梦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周汝昌在《 何其芳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说到这样一段插曲：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来“制”他们的主角？
何其芳（ 1912—1977 ）1938年赴延安，也是革命的老干部。比周汝昌年长6岁，他的早期作品《 画梦录 》是周汝昌青少年时崇拜的著作，他曾在周汝昌入学前的南开中学讲过课，所以周汝昌说何其芳是他“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1962年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上，赞成俞平伯主张的“壬午说”（ 1763年 ）。1963而非1964年（ 按“癸未说” ）举行纪念大会，似乎表明壬午说为正确，所以何其芳向周汝昌解释“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意思是1963年举行纪念会并不意味着就肯定了壬午说而否定了癸未说，而是考虑通盘的情况安排。
后来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本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回潮”和“修正主义”的“猖獗”。何其芳本人也遭到攻击，所以在给周汝昌的信中告白自己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周汝昌不过是个书生，主张癸未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却被无形中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事纠葛中去。原来那时又发生了李希凡和何其芳关于《 红楼梦 》“典型说”和“共名说”的争论，李希凡批评何其芳的“共名说”是“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观点大概也被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所认可。
李希凡所在的单位《 人民日报 》与中宣部、文化部关系密切，这个系统的某些人，无形中与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了“两派”。批俞运动中，李希凡写文章“保护”过周汝昌，再加上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观点又与文学研究所的主流意见相对立，无形中周汝昌似乎也成了“李派”。周汝昌在《 何其芳 》中回顾自己的尴尬和苦恼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以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节要作为序言，何其芳与李希凡正发生争论，结果是：
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周汝昌就这样形格势禁莫名其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和人事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中，陷进“李派”与“何派”（ 后来演化成“红研所派”和“文学所派” ）的夹缝中“左右不逢源”多年。再往后则更有红学界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周汝昌始终是各种派别中的“异数”。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后期，展出了《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和河南省博物馆收购到的“曹雪芹小像”，这又埋伏下了关于曹雪芹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以及“小像”是真还是伪的争端，而周汝昌是“丰润说”和“小像”为真的代表者……新的争论和纠纷正潜伏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他。
不过我们暂时还用不着面对这些争论纠纷，先随着周汝昌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张伯驹吧。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