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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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很快运作起来。它的复杂的背景和演变过程，《 红学：1954 》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只将必须了解的某些情况作简单交代。
1954年10月23日《 人民日报 》刊出锺洛① 《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10月24日又刊出李希凡和蓝翎的《 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 红楼梦 〉研究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配合了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召开的“《 红楼梦 》研究问题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 1903—1976 ）、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林淡秋、袁水拍②、田锺洛、王昆仑、老舍、冯至、吴组缃、启功等文化界领导和知名人士，还有俞平伯、王珮璋、李希凡、蓝翎等，一共四十九人。另有各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等二十人旁听。
其实还有更内部的会议召开。康濯在《〈 文艺报 〉与胡风冤案 》（ 网上亦凡公益图书馆 ）中回忆说，除作协主席团的会议外，另一个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的许多党员负责干部都参加，陆定一主持会议，开了多次，批判了冯雪峰、陈企霞和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还有一个会议是作协机关党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康濯主持，批判陈企霞，也涉及冯雪峰、丁玲，他们也都做了检查，也是连续开了几次。
10月28日《 人民日报 》又刊出袁水拍《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批判锋芒指向了《 文艺报 》，也就是指向了冯雪峰，并捎带着周扬（ 1908—1989 ）。对这几篇文章的问世，《 红学：1954 》考证说：“《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一文，是由当时担任《 人民日报 》文艺组副组长的田锺洛起草的。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邓拓‘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并‘亲自指派’袁鹰‘赶紧重读《 红楼梦 》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田锺洛写这篇文章是‘秘密’进行的，包括后来袁水拍撰写《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一文，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写的’。马上就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还秘密进行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瞒着周扬。田锺洛写完草稿后，《 人民日报 》分管文艺组工作的副总编辑林淡秋与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又作了修改。”“《 人民日报 》于23、24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而据李辉《 往事苍老 》（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中田锺洛（ 袁鹰 ）的回忆，袁水拍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作了重大修改后，并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署上了袁水拍的名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袁水拍在发表前一天晚上，还对邓拓说最好不要用个人名义发表，是否可以改成社论或短评名义。
10月30日，周汝昌写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在《 人民日报 》发表。《 红学：1954 》说：“建国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展着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秋，大批判的熊熊烈焰却又烧到了俞平伯身上。若按这个顺序烧下去，下一把火可能就会烧到周汝昌头上。当时，年仅34岁（ 应为35岁——引者 ）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办公室的位子还没坐热，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后面的话多少带些揶揄意味：“反应是非常神速的。……如果抛开有关各种会议的报道不算，就正式文章而言，该文应是大批判运动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第四篇批判文章。”
周汝昌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在《 邓拓论我的红学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如是说：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 》的锺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锺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知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锺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易事。
……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锺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 红楼梦 》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记不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以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锺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高水平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 评〈 红楼梦新证 〉》，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蓝翎在《 四十年间半部书 》（ 1994年第5期《 黄河 》，收入蓝翎《 龙卷风 》）中这样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对象，似乎排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 评〈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如何保护，是由最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于1955年1月20日《 人民日报 》发表，一开头就说：“从《 红楼梦 》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 新证 》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同等对待，因而以过于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 新证 》一笔抹煞。我们认为，《 新证 》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在三十九万字的《 新证 》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后面又说：“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 新证 》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再往后展开，则论述了“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方面是：“《 新证 》对《 红楼梦 》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红学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第二方面是：“《 新证 》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否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先生对《 红楼梦 》的‘写实’、‘自传’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自传性的小说，也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第三方面是：“从上面的一个问题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 红楼梦 》作者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青年一代的悲剧性格，描绘出封建统治者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和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
当然，在肯定了成绩之后，也批评了其“错误”：“《 新证 》的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不仅妨碍了作者正确评价《 红楼梦 》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大大妨碍了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成绩。其原因不单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而是根本不了解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
对《 新证 》的“错误”，后面也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如“对于作家和作品所谓‘社会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通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对续作者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性的悬案来，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 红楼梦 》有不少功绩的并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高鹗”，等等。
不过，在最后的结论里，还是“保护”性的：“尽管《 新证 》在观点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