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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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红楼梦 》版本问题上又出尔反尔了？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周汝昌还这样说：“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意做的‘校程乙’工作。”
随着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决策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个“大谜”的谜底恐怕永远也难以揭开了。不过考察一下当时的某些背景，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耐人寻味。孙玉明① 《 红学：1954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王珮璋的人生悲歌”一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有关领导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便开会作了传达。在10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珮璋。在发言中，她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俞平伯，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她居然连胡乔木也牵扯了进去：“《 人民中国 》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 红楼梦 》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 红楼梦简论 》……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连学究味甚浓的俞平伯尚且知道保守秘密，只说：“因对外发表，请朋友看，承他提出新的观点嘱我改写。”而王珮璋却实话实说，将老底和盘托了出来。
……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珮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指王珮璋批判俞平伯——引者）？有一条资料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北京日报 》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 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珮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周汝昌接受任务重选版本校订《 红楼梦 》，也正在这一段时间前后。胡乔木根据俞平伯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不再选用程乙本作底本，为什么会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仍然坚持用程乙本，恐怕和胡乔木本人的态度改变有关。
周汝昌违心地承担了校订程乙本的工作，参加校点的还有周绍良和李易，启功承担了作注释的工作。笔者于2005年2月13日电话采访周汝昌，周先生说他对于校订程乙本十分不满，情绪沮丧，后来实际上参加的工作并不太多，出版说明中列上他的名字属于“挂名”性质。这个本子于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从此成为直到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本出现以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通行本《 红楼梦 》。这个本子在二十五年中不断再版重印，几乎每一次再版时都会有某些局部变化，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1957年10月首版的《 红楼梦 》，简体字横排，共三册，分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其“出版说明”中交代，本书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其他7种本子。封面由沈尹默题字，卷首刊有清代王南石绘的曹雪芹小像，又选印了清代改琦画的《 红楼梦 》绣像四十幅。
1959年10月出第二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前面增加了何其芳写的《 论〈 红楼梦 〉》一文节要作为代序。
1964年2月出第三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精装三册，将卷首的曹雪芹小像和改琦的绣像都删去，改刊程十发新绘的彩色插图12幅。
第三版至1973年8月为第十次印刷。1972年第九次印刷本将何其芳的代序和程十发的插图删去，卷首添加编辑部简短的《 再版说明 》。第十次印刷本又将《 再版说明 》换成李希凡写的《 曹雪芹和〈 红楼梦 〉》作为“前言”。
1974年10月改出第三版横排第一次印刷。1979年6月又出横排第二次印刷，这一次又把李希凡的“前言”删去，卷首仅存编辑部的《 再版说明 》和《 关于本书整理情况 》。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给周汝昌带来的好运和光荣，很快就过去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包袱，给他生出各种麻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答应的重新出版此书并付高稿酬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再不见提起。一些对《〈 红楼梦 〉新证 》中学术观点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见诸报刊。周汝昌后来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说：“本书出版时（ 指1953年版——引者 ），适逢作家出版社重订《 红楼梦 》，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 文学遗产 》（ 此指《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引者 ）创刊号上（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光明日报 》）发难，登出《 曹雪芹的卒年 》一文，批评‘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珮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发生了不良影响’（ 并无具体论证理由 ）。于是该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错误’而被检讨在内。我在此情况下，曾分头致函于《 文学遗产 》与作家出版社，对这种做法表示意见，并要求声辩，寄上了答文。都不获申理。文稿由《 文学遗产 》退回来。但是，在我无法答辩的同时，文学研究所方面却对此问题不断寄予关注。”
1954年10月突然发生的批判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更使周汝昌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之中而经历命运的又一次浮沉动荡。
三：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
1在“大批判”风雨中
胡平、晓山主编的《 名人与冤案 ——中国文坛档案实录 》（ 群众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和孙玉明《 红学：1954 》等著作，都对1954年发生的以《 红楼梦 》研究为发端的政治运动作了初步的考察，勾勒出了事情发展演变的大体轮廓。当然，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有些看法也可以继续讨论。
俞平伯在1923年旧著《〈 红楼梦 〉辨 》的基础上，增删改写，变成《〈 红楼梦 〉研究 》，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也是化名王耳的文怀沙，到1953年11月，已经印至六版，总印数达25000册。这本著作之所以如此畅销，正如我们前面分析《〈 红楼梦 〉新证 》受欢迎的原因一样，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即1949年以后社会变得政治化太强，读者可读的书籍太少，以及红学实际上已停滞多年，因而造成强烈的阅读期待，等等。
如前所述，当时的大气候是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除旧向新。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勉强地“跟形势”，有的则是自觉自愿地紧跟党中央。一般来说，年纪较大的，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属于前者；年轻人，出身比较贫苦的，属于后者。俞平伯属于前一种人，李希凡、蓝翎则属于后一种人。
1954年3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和蓝翎，看了3月15日《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前述王珮璋批评作家出版社新出《 红楼梦 》的《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和作家出版社承认错误的《 作家出版社来信 》，又联想起在《 新建设 》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 红楼梦 〉简论 》，在响应党中央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和追求个人出路双重动机的驱使下，两个年轻人合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关于〈 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 》。由于李希凡是《 文艺报 》的通讯员，所以首先联系《 文艺报 》，但未获回音。转而联系母校，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上刊出，出版日期是1954年9月1日。李希凡1927年生，蓝翎1931年生，当年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三岁。他们的批评对象俞平伯1900年生，五十四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和宣传及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 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 》，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 文史哲 》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 红楼梦 〉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 人民日报 》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 文艺报 》转载此文。嗣后，《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和《 武训传 》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