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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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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荃。这是一位历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荃女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荃,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荃回信感谢,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荃也在信中提到少荃,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荃在丈夫亡故后再嫁,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也前进了不少,特别是《 新证 》把“文学考证”和“历史考证”更为紧密和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更具有“根儿上”和“方法论”的自觉性。    
    曹家家世与小说内容的关系研究,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比较研究,脂砚斋等批书人的身份和其所写下的批语之价值的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大体情况的探索,都已经在《〈 红楼梦 〉新证 》中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初步成型。当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已经铁板钉钉,到此为止,无可争议,而在于它为后来更自觉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搭起了框架。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而很少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观点和著作。而真正将《 红楼梦 》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引向本质深刻和“意识清醒”的,则是由“探佚学”正式形成后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而实现。追根溯源,也还是不能不提到《〈 红楼梦 〉新证 》,因为正如前面所引周汝昌评介缪钺赠诗中所云,这才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

3福兮祸兮返神京

    《〈 红楼梦 〉新证 》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忽然有一天,周汝昌收到了林庚① 教授的来信。林庚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经是一位新诗人,后来是研究唐宋诗词卓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② ,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 红楼梦 〉新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 红楼梦 》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 1912—1992 )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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