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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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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    
    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    
    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    
    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    
    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    
    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    
    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    
    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

2锦上添花

    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    
    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    
    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    
    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    
    1953年那个时候,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比重还很大,所以,那时会写毛笔字,能作传统体裁诗词歌赋的人还不少。《〈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旧雨新朋,题写诗词韵语相赠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周汝昌把这些诗作、题词等辑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此许多“雪泥鸿爪”( 苏东坡语 )得以保存下来。    
    缪钺字彦威,是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老教授,同时又是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过颇有影响的《 诗词散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加拿大籍华人女教授叶嘉莹合著《 灵谿词说 》,每一篇论文前都系数首七言绝句,曾在爱好诗词的读者中广为流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作者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当然引起了缪教授的强烈感怀,当即赋七言律诗二首赠给周汝昌:    
    一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    
    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    
    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    
    二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    
    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第一首诗,是紧扣着《 红楼梦 》的强烈“家史自传”性质而咏叹。“廿载常深索隐思”,这里的“索隐”,不是指红学中的“索隐派”,而是说《 红楼梦 》里隐藏着曹家家族盛衰生活原型,需要探索研究。阮裕是晋朝的一个名士,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他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但从不吝惜,慷慨地任人借用。有一个人母亲去世了,想借车出丧用,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借。后来阮裕知道了,就感叹说:“我有马车,却让人不敢借用,要这车有什么用呢?”就把车烧掉了。这当然是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故事。
    “几见解人逢阮裕”就是用这个典故比喻周汝昌考证曹家历史和小说的关系,说周汝昌是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知音,是“解人”,所以能“解其中味”,就像阮裕体贴那个借车人的心理一样。微之是中唐诗人元稹的字,元稹著有传奇小说《  莺莺传  》( 又名《 会真记 》),据说其中的张生乃是元稹自寓,张生和崔莺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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