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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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有两个重点内容。
第一点：“首先，就版本来说，一百几十年，就连作者的原本都从未得流传过。”指出接近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少有人睬，睬过的，也很少认识，换言之，即丝毫未被尊重”。几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是亚东图书馆校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汪原放先生忽然又抛弃旧版，改弦更张。程甲本已然是够拆烂污的了，现在明知程乙本又添改了程甲本前八十回中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七字之多，移动的还不算，若算起来恐怕还要多十倍！距离曹雪芹原本最远，同时也就是改得一塌胡涂最要不得的本子，却把它又从土里掘出来，排印流传；而且积年夙愿，一旦得偿，大有踌躇满志之意！风头主义者胡适又照例写序赞助。可是我们却有点胡涂了：这是表扬真呢，还是提倡伪呢？我们的欣赏对象是曹雪芹呢？还是高兰墅（ 高鹗字兰墅——引者 ）呢？”
称胡适为“风头主义者”，当然是那个时代全国批判胡适而“划清界限”的风气使然，不过仅用“风头主义”的字眼，其实还是暗暗“避重就轻”。而且据文怀沙后来说，那些对胡适贬抑性的称呼、说法都是他为了能让书出版而加上去的，并不是周汝昌的原稿面貌。同时，周汝昌与胡适在对待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的态度上，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学术立场分歧，在胡适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二人的通信中已经十分明显，前面已经叙述过。这里不过是再次阐明这种分歧而已——当然，这也正好符合当时批判胡适的时代潮流。
第二点：“其次，就作书意旨来说，曹雪芹‘十年辛苦’，写成一部杰作，换来的却是平白作践，无理的取闹，我想他真是‘死不瞑目’的。”对于清代至近代两种主要的评红流派“政治索隐派”和评点题咏等“艳情派”都予以批评，因为它们都歪曲了曹雪芹的本意。“此二派宗旨虽不同，但下苦心，用苦工，深文周内，则无以异。而他们把这部伟大著作歪曲到什么可怜的地步，也就可见了。在这样情形下，还有什么欣赏、研究、批判、评价可言么？”
“引论”的第二节《 重新认识红楼梦 》就直接切入了脂批本与程高本的具体差别。首先还是版本问题。脂批本《 石头记 》是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抄本，高鹗修改过与程伟元联合刻版的程高本《 红楼梦 》又简称为高本或程本。第二节首先说：“还是先从版本说起：高本与真本的分别，除去因为不懂原文而荒唐可笑的妄改和在情节上大段的增、删、改写以外，字句的差异，罄竹难书。我校对过了戚本、庚辰脂批本和程甲乙本，发现后者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完全全为曹雪芹原文的。没有看过真本全文的，无法知道高、曹的文笔手法，分别究竟何在。”下面举了小说中的不少具体的句例，并联系清初旗人的文风，证明曹雪芹“溽染旗内宗室文人习惯甚久，笔墨亦相似”，而程高本乱加篡改。“要想尊重曹雪芹，首先应该恢复他的文字，此其一。”
第二，就是作者写小说的“生活来源”问题。“要想了解曹雪芹小说的主旨，猜谜固然万不是办法，驾空辩论也还是徒劳无益，我们首先必须切实了解他的整个家世历史，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那些谜便不猜自破。……要想了解《 红楼梦 》，历史考证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也就是本书想尝试的一点工作。”
这两点，版本与作者问题，自然是承接了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的基本立场。周汝昌不同于胡、俞的是，他把版本与作者问题的考证与《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异常自觉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于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差异，就有着更为切肤和深刻的感觉，对于作者的背景情况，也有着更加宏观的历史、社会的视角和深入的考察。
在大量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周汝昌特别强调曹雪芹“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他总结出了曹雪芹“三种稀有的结合”。哪三种结合呢？“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曹家是‘包衣’身份，换句话说，就是旗人对满清皇帝自称的‘奴才’；但同时他家上世作织造的却又是‘呼吸通帝座’的眼线——坏一坏，爪牙。……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他家的人实兼具有二者的特性与特习。……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和南人的结合。”
周汝昌认识到，由于这三个特殊的结合，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所谓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文明，曹家都享受到他人不能想望的极峰。这个独特而奇异的条件，别人不能同时具备，因此也就万万不能和曹雪芹相同，或相比。也因为如此，曹雪芹见闻的丰富，局面的阔大，别人也就少有能和他抗衡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曹雪芹自由进步的思想，清新开朗的性格，高超宏丽的文学才能，才产生了一部惊动当时、风行后世的《 红楼梦 》。
这三个特殊的结合，究其实际和本质，其实就是说，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产生，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机缘，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很难遇到的多种因素的巧妙凑泊、结合。研究《 红楼梦 》，并不仅仅是研究一部小说，研究曹雪芹，也不仅仅是研究一个作家，而是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一种非常特殊的遭际遇合，一种在历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华文化之文、史、哲、真、善、美并驾齐驱的辉煌创造。
周汝昌的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这一基本学术定位在这第一部著作《〈 红楼梦 〉新证 》中，其实已经奠定了基础，揭出了旗帜。只是，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而已。
这，也就是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之间，与后来大多数“红学家”之间，一个很基本的差别。
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评价比胡适和俞平伯高得多。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中，谈完了思想和社会历史背景，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艺术造诣也已经提纲挈领，点出了最关键的东西：
第一，整个小说的硕大无朋、繁复无方而又组织剪裁万分精妙的这个结构，本身是一个奇迹，最伟大的奇迹。周汝昌引用了李辰冬《〈 红楼梦 〉研究 》（ 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出版 ）里说过的一个比喻：“《 红楼梦 》的结构是波纹式，无数大波起伏，恍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环抱着无数小波：前波似尽，余波犹存，此波未平，后涟已起。钩连环互，目炫神迷，读者还以为一切是琐碎的平铺直叙，却被作者由一个波送到另一波，自己也辨不出是在那个大波之间，小波之内。”这也就是脂砚斋批语所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及“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
第二，曹雪芹表现手法的高妙，也是第二流作家所难以达到的。他绝少用正笔，用平笔，用直笔，大都是手挥目送，指东打西。……这种着墨无多，语外传神的技巧，却不是普通所谓“描写”，而是与中国旧诗的传统表现方法息息相通：造神境，传神韵。
结构的巧夺天工和用笔的神韵意境，曹雪芹《 红楼梦 》的这两点艺术特色是最根本的，最富原创性的，因而也是最需要艺术灵心和审美慧眼才能发现和鉴赏的。周汝昌由衷地感叹：“不要说让我们自己去写，只是看，也要看无数遍，才能稍明头绪段落。在这一点上，举世著名的作家，就很少有几个能和他相比的。”
周汝昌在“引论”第二节里举了一个具体文本细节的例子：
第六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与仙女可卿“初试云雨”，惊醒后花袭人为宝玉整理衣裤：
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粘湿，唬的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了两岁，近来也渐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了，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不敢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遂至贾母处来，胡乱吃毕了晚饭。过来这边，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
而在高鹗修改后的程乙本里，则添了一些描写词句：
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
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
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
原著所写贾宝玉梦遗后和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年龄不过十二三岁，是两个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性好奇，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境界。程高本加了不少“描写”，却变作成年男女“偷情通奸”了。
将曹雪芹的原著和高鹗的改本一作对照，周汝昌不由得义愤填膺，情不能遏，笔下波澜顿生：“请看！高鹗把两个天真小孩子的胡闹却写成如何下流不堪的神情了！？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肉麻、更恶劣、更令人恶心的文字吗！？我要大声疾呼在此提醒读者：去翻一下高鹗的程乙本罢，凡是他所添所改，汪原放先生认为‘心折’与‘入微’的‘细腻’文字，也就正是这些混账已极、笨劣无比的‘扭捏’！难道我们容忍叫我们的伟大作家受这样的污蔑糟蹋，还让那样拆烂污的本子照旧流传下去，散布毒素，惑乱听闻么？”
曹雪芹原著和高鹗改本“两种《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存在深刻高雅和浅薄低俗之别，把这种区别解说清楚，这应该是红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但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又首先必须明了作者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文本流传的基本情况。因此，《〈 红楼梦 〉新证 》没有也不可能把重点放在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上，主体内容是对作家的生平家世、《 石头记 》版本和脂批等背景基础的考证。
周汝昌在《 重新认识红楼梦 》这一节的结尾一段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和宗旨：“正确的了解曹雪芹的文章风格、文学技巧、作书意旨，然后再去细读全部《 红楼梦 》，则认识才能正确，才能深刻。关于前二者，风格与技巧，在这样一篇绪论里，也只能一提，无法细列。而后者作书意旨，包括了全书的写实性与自传体，这更不是一言两语所能尽，而是这部整个考证的使命了。在这一方面，历史考证便成为唯一领导我们走向正确、深刻认识的指南针，使一切邪说魔道现形的照妖镜。”
因此在接下来的“引论”第三节，就是“科学考证的必要”：
一部文学作品，本事的考证和作家的传记，同样被重视，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作家的重要资料。这在世界一切文学作品和作家固然是莫不皆然，而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来说，则更是加倍的重要，原因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小说，即在于它的写实自传体这独特性上。在这一点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我们于一上来便已再三强调考证的必要，这似乎是絮叨而多余的，因为没有人会抗议说考证是不必要呀！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承认考证的必要，但只用空话来强调，即使再重复说上十句“必要”，依然只是空话；我们对于这个必要的程度，印象上还是模糊的。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作考证一个根本的立足点，也是后来引起红学界持久不息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句话，《 红楼梦 》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部小说的诸多特点。而“自传说”肇始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敌人胡适，这就使得周汝昌这个本来对政治并无多大兴趣的学者，使他的红学研究，从此陷进了永远不可能摆脱的政治纠纷，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