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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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家遭‘抄’时，此宝亦被人攘为己有，我们曾多方、多次呼吁，请求查找发还，俱无着落。”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是周汝昌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半生的福与祸，都由此潜伏、萌生、发展、演变。
1953年9月，周汝昌已满三十五岁，《 论语 》中说人生三十而立，《〈 红楼梦 〉新证 》使周汝昌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员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红学专家，也算得上“立”了。当年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短短的三万字，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不过十五万字。在此之后，包括胡、俞在内，都再没有出过什么真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也就是说，红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滞了三十年。而周汝昌的这本书却近四十万字。所以，《〈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其次，在时间距离上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也颇有吸引力。
《〈 红楼梦 〉新证 》开头有王耳写的“代序”，王耳是当时棠棣出版社的兼职编辑。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原是书稿正文之一部分，抽出改写而成。
“代序”后面是作者的一篇序言，题作“写在卷首”。“写在卷首”的第一段是一句话：“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这一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本书的一种内容定性，但拓展开来，却包含着许多可说的话题。
《 文学评论 》2000年第6期发表赵润海《〈 石头记 〉自传说的检讨 》，其中说到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开宗明义就强调书的性质属于“材料考证”，认为：“他刻意强调‘材料的考证’，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对‘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企图摆脱政治上可能的批评。”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一般来说，“写在卷首”这种作者前言性质的文字往往是全书写定后才写的，至少也要在付梓前作最后的敲定，的确会字斟句酌。联系当日的时代政治背景，赵润海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周汝昌至少在潜意识中有避开时代意识形态敏感部位的意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要作自我保护之生存本能的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50年代大约有十万名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业人员、学者、艺术家。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的一些分析可以参考。
党仿效苏联的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并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各类专业人员、各种学科，都被组织到各个协会里。例如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都被编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内，各个学科又有自己的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大城市都有分会，分会的主席和文学刊物的编委班子，由设在北京的总会任命。其他学科和专业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这样，党在建国初期虽然放慢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步伐，但仍迅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情况相比，党在组织学术界与艺术界方面显得更加熟练、更加敏捷。苏联人在建立统治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经验，只做出了相对较少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不仅有苏联的先例，还有它自己在延安和哈尔滨取得的经验，以及由周扬、陈伯达和胡乔木领导的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骨干。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党的宣传部是正统思想意识的最终来源，由陆定一领导。
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
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
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而不是要清除一切公开表露的批评意见。党也没有准备用以前运动的那种办法来推动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变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但党还是希望能团结他们。而且党首先注意的是健全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领导。党允许自然科学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难懂，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承认懂得不多。党不轻易干预科学工作，还因为党知道科学技术对于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比较晚，比较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同样，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科学家较早地较明显地感到宽松的影响，但宽松与思想改造一样，影响着所有学科。党无法把科学家从其他知识分子群中分离出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同沉浮，共命运，尽管有先后之别。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了解当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之周汝昌的基本思想状态。他是一个从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对现实的政治演变多少有些是被动地接受，不一定有十分积极参与的热情，其全部心灵都投入到了对人类创造的精英文化和学术的研索追寻中去。用后来的术语说，周汝昌至少是一个不太热衷现实政治的“白专”典型，而其所“专”的对象又不是“自然科学”，而属于“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外在政治思想氛围的压力，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开头就强调“材料考证”性质，应该说多少有一些下意识的规避动机。
但不能将这种政治化动因作“过度阐释”。周汝昌在序言中引用列宁（ 1870—1924 ）评价托尔斯泰的话，说“列宁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法则在文学批评上的正确应用，却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有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但这也的确是周汝昌的本真认识，即认为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 红楼梦 》的版本作“材料考证”就是“历史唯物论法则”的体现。
从基本内容来说，《〈 红楼梦 〉新证 》的确是以材料考证作为主体的。但“写在卷首”那开头的“一句一段”后面紧接着的第二段，作者就十分明确地表示：“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材料考证”是为了对“作家的批判与评价”——说白了也就是首先要揭示《 红楼梦 》的创作背景，进而才能了解其艺术蕴涵，才能对曹雪芹的“思想”作分析和评价。特别强调“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色，应该说对《 红楼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恰好切中了要害的。此前的红学研究，无论索隐派、评点派还是考证派，在思想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红楼梦 》的思想研究，正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红楼梦 》又有它的特殊个性，即“思想”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真正发掘出来。只是贴一些“革命斗争”和“马列主义”的标签是不行的。胡适和俞平伯对《 红楼梦 》的“思想”可以说认识非常肤浅，后来的“革命派”红学则缺乏考证的学术基础，因而流于“贴标签”。只有《〈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具有了“考证”和“思想”两方面的素质，真正地贴近了作者和文本的实际，可谓兀然挺出，高标独立。
《〈 红楼梦 〉新证 》关注“思想”的根本主旨是十分明确的。周汝昌回顾了历史上对《 红楼梦 》认识接受的贬低倾向之偏颇，并针对历史和现实指出：
问题在，尽管如此，现时对《 红楼梦 》的一般赞许还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学技巧上，例如说他的人物典型创造如何如何，说他的叙述描写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为杰出的一小部分，绝不是《 红楼梦 》所以为伟大的全体。举一个至为浅显的点作例来说：李汝珍在《 镜花缘 》里以一种玩笑的态度提出一点点社会问题，就可以邀奖获赞；曹雪芹在《 红楼梦 》里那样严肃而沉痛地提出许多许多社会问题——宗法问题、奴隶问题、专制问题、官僚问题、司法问题、官僚地主问题、农民问题、宗教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妻妾问题……一言以蔽之，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 ），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无论清代的认识也罢、以后的认识也罢，以至今天我们的认识也罢，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显赫的进步，但一个共同点却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
这一段话是《〈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点”和“聚焦”，也是周汝昌此后毕生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核心”和“本质”。可惜的是，此后几十年的长时期内，“红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基本上缺乏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将“考证”和“思想”生硬地割裂开来，给周汝昌戴上了一顶“考证派”的桂冠——背后隐藏着另一顶“胡适派”的荆冠，这真与耶稣被法利赛人戴上荆棘花冠而嘲弄戏耍颇有几分相似。
“考证”是为了“思想”。“考证派”是表象，“思想派”才是实质。红学界却长期患了盲目症，并由此引发出种种不得要领的说法、议论、评估，这一历史的“吊诡”就这样纠缠了周汝昌整整一生。这一“吊诡”是怎样发生的呢？自然有时代、政治、文化、灵智水平和意识形态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而追根究柢，其最根本的“症结”问题，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认同差异。
《〈 红楼梦 〉新证 》“写在卷首”后面是第一章“引论”——也就是“总论”，它共分四个小节。这一章对于宏观把握《〈 红楼梦 〉新证 》的根本目的、写作主旨是很重要的，如果简明概括，那可以这样表述：要通过考证让被历史遮蔽了的曹雪芹《 红楼梦 》的真思想、真艺术呈现出来。
第一节“旧社会里的种种歪曲”有两个重点内容。
第一点：“首先，就版本来说，一百几十年，就连作者的原本都从未得流传过。”指出接近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的“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