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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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说：‘四十年华付杳冥’；胡先生依此而推断雪芹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六年（ 公元1717年 ）左右，我以为不免太早了些……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胡适的信之第二段说的“第一”和“第二”两条，就是针对周汝昌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
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了。
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
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 红楼梦 》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
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 红楼梦 〉新证 》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
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 红楼梦 》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 石头记 》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
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 石头记 〉会真 》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懋斋诗钞 〉中之曹雪芹 》，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 民国日报 》“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
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一初入燕园足风流
1与胡适的“一面缘”
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巨大推动力。
胡适生于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
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政院长。”胡适笑着说：“我希望另觅他人。”蒋介石说：“或者由我当总统，你担任行政院长？”见蒋介石态度如此诚恳，胡适很感动，说：“让蒋先生决定吧。”① 而周汝昌，此时不过是个学程坎坷，年华已老大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的在校大学生。
胡适与周汝昌的地位、年龄都如此悬殊，却在曹雪芹的生卒年这样一个纯粹考证性的学术问题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因缘。对周汝昌来说，其高兴、振奋是可想而知的。从1948年初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后，周汝昌就进入了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亢奋状态。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① ，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由此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最后一封信，整整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九封信，而胡适回了六封信（ 也可能是七封 ）。在《〈 石头记 〉会真 》中，除了可能亡佚的一封胡适信以及新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馆发现一封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给胡适的信外，来往信件全部可以看到。
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印象和结论。
一、周汝昌对胡适十分尊敬和感激，胡适的回信确实促发了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极大热情，并让周汝昌立下了献身红学的最初志愿。
周汝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开头一段这样说：“谢谢您给我的信（ 原函见《 民国日报·图书副刊 》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 红楼梦 〉考证 》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 红楼梦 》，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
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写的第二封信开头则云：“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而邪说怪语才可以消灭无形了，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
由“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这是非常真实的夫子自道。“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也已经宣示出先做作者的考证工作，再深入小说文本内容（ 思想、艺术、文化等 ）的研究路线。而这就是后来红学界延续多年的“红学”与“曹学”关系的争论源头。
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周汝昌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再向胡适陈述自己看法的根据和理由，希望说服胡适。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曹雪芹是否能赶上“曹家的繁华”，进而影响到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的“自传”程度是多还是少、强还是弱，当然也就涉及对《 红楼梦 》的作者认定、成书情况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等问题的认知。
三、周汝昌比胡适更坚决、彻底地相信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 》有强烈的“家史”和“自传”性质。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周汝昌就说：“也许先生会笑我傻，把小说当年谱看。其实平伯先生早就这样‘傻’过的。我觉得他排列年表的结果很好，同时这也是讨论《 红楼 》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办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 红楼 》从头翻过一下，凡是有关时序日期和年龄的句子，都摘录下来，列成一个长表，才发现此书叙时叙事的有条不紊，首尾吻合，‘科学化’的程度，实在惊人！除了一二处不重要的小参差，无不若合符契。”而胡适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
四、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胡适和周汝昌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 石头记 〉会真 》中，周汝昌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胡适信后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因为胡适当时给我的信为编者赵万里先生刊在报端，所以我的回答也只好用信札的形式。胡适见此文后，再与我来信，后附‘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胡适在雪芹卒年问题上，最初是接受我的论点的，但他到最后影印‘甲戌本’作文时又‘回到壬午说’了，亦即仍然回到了他的老说法上去，认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理由却只是因见有人歪曲《 懋斋诗钞 》，说它‘并非编年’，便也说‘我看不是编年’云云，表现出不去认真核考、不肯服从事实的态度。至于生年，我一直在问：凭空里让雪芹‘多活’上五年，这算什么‘考证’呢？我排年表的办法，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它说明了正好差出一个‘五年’来，这难道不值得思索吗？”
五、胡适慷慨大度地把珍贵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借给并不识面的普通学生周汝昌，周祜昌和周汝昌兄弟“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表现了双方为追求学术而毫无私心的高风亮节。
周汝昌在抄录副本后，致信胡适说：“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
而胡适则回信说：“我读了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读这些往返来信的词句，真让人联想到《 红楼梦 》第五回《 乐中悲 》曲子中赞美史湘云的句子：“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六、由于看了胡适惠借的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使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通行的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别感受深刻。因此确定了周汝昌此后从事红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周汝昌认识到，恢复曹雪芹真本原貌，作版本研究是最重要的红学工作，因此将“《 石头记 》版本学”确立为“曹学”之外红学的另一个基石。
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说：“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作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亚东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信 ）“对集本校勘一事，先生既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情词恳挚，我尤感高兴！此事诚为笨重之工作，但实不能因其笨重即畏难而止，一任搁置下去。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但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先生出始为一廓。然而二十年来，附会索隐势力，不但未尝打倒，反而有增无已。在索隐等书之后，寿鹏飞的《 本事辩证 》、景梅九的《 真谛 》，都为该派张目；现在居然又有新生的《 发微 》！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 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 ）
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