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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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胖ⅰ！ �
1969年春，为防范全是来自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带的犯人趁“文革”之乱而越狱潜逃，山西省第一监狱迁往对犯人易于看守的吕梁山边缘的祁县城外，构筑了四面高墙与电网。葛佩琦右目青光眼手术后造成的白内障，发展到对面看不清谁是谁的地步，左目的青光眼也渐趋严重。到了1971年春天，监狱医务所的那位外科大夫，又用针拨法治疗葛佩琦的右眼白内障，仅可照明看道，而左眼青光眼的眼压已高达七十毫米汞柱。1973年秋天，经葛佩琦再三要求，监狱医务所主任才批准他去太原治疗。
到了太原，住进太原东南部狄村（唐朝廉正名臣狄仁杰故地）附近的山西省公安医院，人们俗称“劳改医院”。这医院也没有眼科，就把他押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院眼科主任宛大夫给他做了仔细诊查，主张立即手术，否则有失明的危险；尽管当时病床十分紧张，还想方设法给他安置了一张病床，要他立即住院。但是劳改医院的干部出于职业的惯性，怕葛佩琦从二院逃跑，要求二院眼科沈述约大夫给葛佩琦做个简单的“门诊手术”，术后就用救护车拉回劳改医院。
这种无理要求，被忠实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沈述约大夫断然拒绝。劳改医院的干部就用救护车又把葛佩琦押了回去，捱到1973年冬天，葛佩琦直接向劳改医院领导提出要求，才被送去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里的一位年轻大夫接受了劳改医院干部的要求，给葛佩琦做了左目青光眼“门诊手术”，术后也同意用救护车把他颠颠簸簸地拉了回去，不但没治好青光眼，还造成了又一个白内障。
1974年秋天，仍在葛佩琦的耐心要求下，劳改医院的干部才把他第二次送去第二附属医院，但仍要沈述约大夫做青光眼的“门诊手术”。经沈大夫据理力争，这些干部才同意让他去劳改医院手术室，给葛佩琦做了左眼青光眼手术。下了手术台，按规定：应用手推车让葛佩琦卧着送回病房；但劳改医院的公安人员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让他捂着蒙眼的纱布，自己走回了二十多人哼哼歪歪的大病房，而且没有眼科消炎针、消炎药和降眼压的药，疼了，只有一般的止痛片；再疼了，就打一针青霉素，用治疗皮肤病的四环素药膏代替点眼药。
青光眼算是好转了，两只眼睛的白内障却越来越严重，同时经过这连续多年的拖延折腾，视神经都受到了重大损伤。回到北京时，他的全部视力只有零点一，几乎就是个睁眼瞎。这位“睁眼瞎”经过整整一年的摸索奔波，才次第解决了户口和每月二十八斤粮票、十八元生活费，于1977年3月8日搬进了北京东城交道口大街九十六号大杂院。
这一天正是妇女们专享的节日，可是在这个连他这个新来户在内一共十六户人家的大杂院，惟独他那间门前坑坑洼洼，只有半拉窗户门朝西的八平方米破旧小屋冷冷清清，孤寡一人。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在劫难逃的1957年，他的家每年“三八”节本也是欢欢乐乐的……
早在1945年3月，他的妻子朱秀玲还在陕西汉中西北医学院做教师时，就生了第一个女孩。其时德国法西斯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濒临溃灭；他们为大女儿取名别有新意，希望“抗战早胜利，举国大凯旋”。1946年他本人奉地下党之命，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了“少将督察”，朱秀玲也跟去沈阳医学院执教。1947年7月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希同，表示“希冀全中国早日都红旗飘飘”。1950年在北京，第二个女孩出世。那正是全世界都祈求永葆和平、不再有枪炮声的时候。1952年又一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世界永远光明灿烂。1956年最后一个女儿呱呱坠地，那正是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他们希望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大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只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台，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尽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沈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惟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也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学，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党，更没有人搭碴儿。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 。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入党！”
他们又一次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