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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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月勘察，深入了解黄泛区的灾情和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后，他们在报告中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在黄泛区西岸的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堤，既可保住黄泛区以西大片土地不受水淹，救济灾民，还可建筑河防工事。用大堤充作繁荣黄泛区经济的运输公路。
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而且顺利实现，对抗战、救灾不无裨益。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中）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遵从了党的指示，也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以及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遍寻据说出差的刘子久而不见。因为“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党中央指示凡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亮明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一律撤退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子久匆促转去豫东、皖北根据地做领导工作去了，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地下组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并不明白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但到了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李年说，陈忠经也正在西安。早在1936年冬，葛佩琦被选为北大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正副主席”又相聚，都欣喜异常。陈忠经与李年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一道工作，他的工作情况将由他们二人负责转报上级党的组织。
这时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情报部门，在西安已活动一年之久。它的负责人，是从延安派来的赵耀斌，对外号称王石坚。赵耀斌请示延安后，为葛佩琦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要他直接给党的西安情报站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了豫东敌占区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虎穴时，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看在眼里，日本宪兵队紧急通知全城的伪军对所有城门加强岗哨，协助宪兵特务大搜捕。幸好，伪军的一位营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并曾是葛佩琦组织豫东游击队时的一名大队长，他火速通知了葛佩琦所领导的商丘联络站主任、掩护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的牛景康；牛景康又火速跑到联络站的掩蔽所陈公馆，让葛佩琦脱下伪军军服，机警地转到年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的城东北角，用一根绳子把葛佩琦放到墙外，才得以脱险。
1943年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笼络汉奸部队，在南京召开了伪军师长以上军官才能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葛佩琦属下的一名情报员，给豫东的一名大字不识的伪军师长当参谋和翻译。会议结束后，这位“参谋和翻译”遵照葛佩琦的事先叮嘱，将全部会议文件都带了回来交给葛佩琦。其中有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即一定要打通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从而支持进攻缅、泰、印度支那和印度的战线，并从陆地一侧以配合巩固对南洋诸岛国的占领。葛佩琦估计，日寇很可能要出兵进攻还在抗日力量控制下的平汉铁路若干重要路段，立刻将这张示意图复制了两份并附上他的分析估计，分别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望最好及早提防。
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葛佩琦电召到洛阳述职，并交给他一个紧急使命：把刚刚从重庆来到洛阳的杜月笙的夫人送回上海。葛佩琦觉得这又是深入敌伪统治中心搜集情报的大好时机，就欣然从命。他们先坐了几天的汽车，后又改坐架子车通过日伪占领区到达商丘，住进了那位在伪军中当营长的地下党员开办的旅馆，然后乘火车顺利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婉言谢绝杜夫人留住杜公馆的邀请，住到了“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就是他派驻上海的地下联络员。这位联络员陪同他走了很多地方，又介绍他与不少朋友谈了话，使他耳闻目睹了上海伪币狂贬、物价疯涨、日寇大刮民脂民膏的“以战养战”、残酷坑害剥削其铁蹄下的中国人民。他回到豫东后，立即将这些“敌囊之密”分别报送给党的西安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接着，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寇军运中心，逐日登记陇海线上日寇来往军车的车次、去向、所载部队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等等。情报联络员及时将这些情报送给葛佩琦，葛佩琦再通过电台和密函，分别转报给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
1944年1月，从徐州到开封，日寇军运频繁，所运物资中含有大量橡皮船等渡河器材，葛佩琦分析敌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进攻郑州、打通平汉线的战事在即，急报党的西安地下情报网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长官部参谋长要葛佩琦本人速去天津、济南等地，侦察日寇调动等军情。
葛佩琦即刻动身，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寇已由平汉线北段南下。他由天津回到济南，又获悉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青岛到济南转津浦路南下。他回到商丘，又看到每天都有日寇军车从徐州来到商丘，再向西开去。他急速将这些情报分别报给战区参谋长和我党西安情报组织，为预防日寇这一箭在弦上的大举进犯，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情报。
时隔不久，日寇就发起了以打通平汉铁路为重心的“中原战役”。没想到国民党部队稍加抗击即节节败退，郑州、洛阳相继落入敌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至陕西汉中。由于撤退慌乱，长官部的电台竟与“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葛佩琦的电台失掉了联系。葛佩琦立即向我党西安情报组织报告了这一特殊情况，并遵从情报组织的指示，于1944年秋天回到了西安。
情报组织的负责人赵耀斌、李年等同志立即去看他。谈到日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让他尽快赶到汉中去，看看撤退到那边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新动向。葛佩琦二话没说，即刻前往汉中。
到了那儿，他才知道不但司令长官蒋鼎文已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全都换了新人；而且在撤退转换中，慌乱得连许多重要的工作关系都没有一一交接，他去参谋处报到，人们都不知道长官部还有个“葛佩琦少将”。连忙翻档案，才查出他的确是这个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往豫东的战地联络组组长。
这时，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已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往西安。三十四集团军的情报科刘科长，也被提升为长官部的情报科长。人们要葛佩琦先返回西安，与这位刘科长商谈日后的工作。可是当葛佩琦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这位刘科长却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但葛佩琦一会儿也没有白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党操劳着。赵耀斌等同志要增建一个地下联络站——以三青团陕西团部的名义筹办一个书店。葛佩琦以“少将参议”身份积极参与筹办，使这家“西安研究书店”顺利开业。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七个旅进犯延安时，在抗战之初就奉周恩来之命打入胡宗南部，并在胡宗南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有时就是通过这家“研究书店”向赵耀斌转递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使胡宗南屡吃败仗而不知漏洞究竟出在哪里，最后不得不撤出延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万死而不辞（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决定抢先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显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精锐部队纷纷向山海关外开拔之际，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为何能搭乘美国空军飞机？
这也是葛佩琦的得力工作争来的机遇。
1945年春天，一架美军飞机在徐州附近上空被日寇飞机击落，驾驶员跳伞逃生。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知道葛佩琦熟悉徐州一带敌情，就请葛佩琦帮忙查询这位驾驶员的下落。葛佩琦通过他的豫东情报网，得知那位驾驶员已落入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之手，扣留在徐州。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十分感谢葛佩琦。赵耀斌就指示葛佩琦与克拉克经常保持友好联系。日寇投降后的9月下旬，克拉克约葛佩琦一道坐他们的飞机去徐州，营救了那位空军驾驶员，再乘火车去北平。
这当儿的徐州铁路枢纽，还被日本人所控制。每天北上的火车，几乎完全是日寇撤兵的军车而没有客车。但当年与葛佩琦共同策动伪军第一军反正的国民党骑兵第二军，正驻扎徐州。葛佩琦向骑兵第二军的田参谋长一说，这位参谋长让参谋处通知火车站，在北上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让葛佩琦顺顺当当地到了北平。
这时候的北平，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一个个都忙着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五子登科”。葛佩琦虽然身着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护，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同志。
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经葛佩琦的一位老同学的介绍，打入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的。
这位老同学，就是陈忠经。1936年冬天，葛佩琦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陈忠经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他长期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的不少军政要员常有交往，有些还成了“莫逆”。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也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也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派令。
正当其时，报载杜聿明下令在东北通辽枪杀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九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人员。葛佩琦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他毅然去了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
这个组，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那时所有从关内调到东北的部队，都要把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管姓名等等，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依据这些书面报告，编成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个“一览表”，立即成了葛佩琦送给自己地下情报组织的重大机密材料。
国民党驻沈阳的重要头目——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人，每两个星期都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葛佩琦每次都跟随余纪忠参加这种会议。这也成了葛佩琦向地下组织报送机密情报的重要源泉。
1946年冬天，葛佩琦兼任国民党旅大接收委员会的宣传组长，率领宣传组进驻辽南国民党新六军防区的熊岳镇。他及时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报给了地下情报网。
1947年春，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辽东南攻势时，葛佩琦代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到安东（现名丹东）视察，将那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及新修的防御工事等情报，立即报送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游行响应。国民党东北军警、教育当局匆匆组成了制止学生游行的所谓“学生指导委员会”。葛佩琦与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同志及时打入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主张对不听劝阻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