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传-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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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　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　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　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

“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　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　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　1　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

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　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　月　6　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

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　月初，社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　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

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　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　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　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

“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　5　月　14　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　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　月　25　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　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

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　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

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　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　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　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　6　月　5　日、星期四去参

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　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　下的演讲台，在

7000　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　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

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社　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

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

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　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　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

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　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　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　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　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创

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

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　到许多国家的同意。

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

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　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演说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的第一

人，他说：“我们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这条救命绳。”

第二天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马歇尔问凯南和波伦，苏联是　否会接受参加这项计划的邀请。这两位俄国问题专家回答说，他们认为不会，

但建议他与苏联人“直接联系”，不要排除任何国家。这是一场预先算计出　结果的赌博——因为国会是不会支持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援助计划的——但

却是一场马歇尔愿意参加、而杜鲁门也表示支持的赌博。

凯南后来曾写道，这项计划的创作权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波　伦、艾奇逊和克莱顿不过是曾参加过它的起草的十几个人中的几个人。马歇

尔特别赞赏凯南在其中的作用。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强调艾奇逊的影响。但　克利福德本人也参加了起草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公正地说，它应该被称作艾

奇逊—克利福德—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总是对马歇尔给予充分的信任。当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把它称作杜　鲁门计划时，杜鲁门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说，它应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在他的总统任期中，人们记得杜鲁门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们不在意　谁获得了信任那该有多好啊，那就能完成许多的工作。不过，在这个事例中，

他坚持认为马歇尔是最应获得荣誉的人，因为马歇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他也曾现实地评论说：“以我的名义送到参院和众院去的任何东西都将

稍亮即逝。”　但是，杜鲁门是总统，因此，马歇尔计划不论成败与否，最终将是他的

责任。他对马歇尔的信任无关宏旨，甚或会给行政当局带来尴尬和麻烦。一　项失败的马歇尔计划肯定会变成杜鲁门计划。

政策计划班子的一位成员路易斯？哈利后来谈到杜鲁门的时候说，他拥　有马歇尔这样一个具有最高声望的军人；有艾奇逊这样一个既能运用智谋又

具有强烈的正直个性的人，像杜鲁门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他宁愿以自己的前　程去冒险，也不愿放弃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还有凯南这样一个具有莎士

比亚一样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人。在杜鲁门本人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则是“他　评价这些人的能力，以及正如这些人支持他那样去支持他们的能力”。

共和党人决心削减税收和开支，战争结束以来，在对外救济方面已经花　费了　30　亿美元。在　1946　年的一次拨款中，美国就贷给了英国　32．5　亿美元

的款项，而如今，这笔款项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据威尔？克莱顿的估算，　在未来的二三年内欧洲人需要　60　至　70　亿美元。当阿瑟？范登堡从《纽约时

报》上詹姆斯？赖斯顿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个消息时，打电话给赖斯顿　说他的消息来源肯定有误。范登堡说，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数字，也不准备拯　救任何人。

正如所有卷入了这项计划的人所意识到的，要想使人民和国会相信这项　计划，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必须同时向美国的利他主义和美国的自身

利益这两个方面发出呼吁——从一开始这两个方面就同样是促进这项计划的　两个驱动因素。当杜鲁门召萨姆？雷伯恩到白宫向他简要地通报可能的费用

问题时，雷伯恩像范登堡一样表示不相信，并坚持说这将会使国家破产。杜　鲁门说，如果事情不能防止的话，简直无法估计欧洲将会有多少人会饿死，

这种情况绝不能发生。他说，他还确信，如果欧洲在一次危机中“破产”的　话，美国将会步其后尘。“你我都经历过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不想再经历另

一次，是不是，萨姆？”

由英国的贝文牵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匆匆忙忙的会议，苏联人派去了　一个由莫洛托夫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临时

政府已表示希望被包括在这项计划中。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也对这　项计划显示出兴趣。但是，会议进入第五天时，在接到了莫斯科的一份电报

后，莫洛托夫从桌旁站起来，打断了会议议程，宣布苏联将退出会议。他说，　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用美元来买通进入欧洲事务的道路的一项险恶的计　划”。

斯大林发现美国提出的特别条件中有两项是无法接受的：一是为重建西　欧和中欧部分地区而将苏联的资金包括在内的资金联营；另一个是建立美国

资金如何使用的公开帐目制度。最后，17　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计划；而在苏联　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东欧卫星国均未参加。

由于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实际上保证了这项计划的成功。现在，　不论会有多少抱怨，国会的支持早晚都会到来。

这项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RP），所需的总款额的确非　常庞大，为　170　亿美元。波伦、凯南及国务院的其他人被指派去把这项计划

“兜售”给国会，同时，由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负责起草具体的　计划草案。阿瑟？范登堡在参院再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马歇尔本人最终做

了一次全国性的演说旅行，以说服企业界和公民团体，使他们相信尽管这项　计划很大胆，但他提出这项计划时经过深思熟虑、绝非心血来潮，结果，他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总的事务的压力并未减轻。当年　6　月，“为了抑制大的劳工组织的权力”，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很大的优势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将只雇佣工

会会员的“封闭性工厂制”宣布为非法，并要工会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还　禁止工会的政治性捐款，要求工会提交财政报告，要求工会领袖宣誓保证自

己不是共产党人。6　月　20　日，星期五，经过两周的考虑，杜鲁门否决了这项　法案，称它是对劳工的进攻，尽管除施韦伦巴赫和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内阁成

员，包括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约翰？斯奈德都敦促他签署该法案。不过，　克拉克？克利福德却把这看作是表明立场的另一次机会。克利福德想要杜鲁

门在大多数事务上再向左迈进一些，就像他后来所说，“朝着一个新高地前　进”。克利福德回忆说：“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都在敦促杜鲁门先生

缓缓地转向距保守主义更近一些的路线。他们把鲍勃？塔夫脱的形象摆在他　面前当作怪物来吓唬他。”成千上万封信件涌入白宫支持总统的否决，而杜

鲁门也确实认为那是一个坏的法案，他也知道一项否决将成功地把劳工拉回　到民主党的政治中。他女儿玛格丽特在回忆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时曾写

道：“他要对得起他作为总统的良心，同时我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做一　个政治家。二者绝非不能共存。”

国会投票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众议院，投票反对　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比支持他的人还要多。

7　月　25　日，国会通过了杜鲁门的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法》，这项法案　是杜鲁门在　2　月份送到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