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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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1　月1
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
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
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
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
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
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
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
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
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
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
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
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
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
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
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
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
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
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
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
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
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
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
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
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
1　月1　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　号，1919　年11　月11　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
卷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
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
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
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
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
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
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
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


②。
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
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
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
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
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
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
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
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
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
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
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
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
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
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
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
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
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
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
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　号，1920　年3　月1　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
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
到了1920　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
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　年3　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
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
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

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
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
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
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
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
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
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
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
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
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


落失败”②。①②《新社会》第9　号，1920　年1　月21　日。

1920　年4　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
《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
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
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
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
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
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
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
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
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
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
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
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
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
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　卷第4　期，1920　年2　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　号，1920　年4　月21
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妇女评论》第2　卷
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
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
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
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　年5　月1
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
“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
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
‘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
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
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　年8　月
5　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
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
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
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
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
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
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


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
“《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
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
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
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
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
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
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
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
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
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
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
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

‘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
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
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
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
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
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
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