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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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照办，特务们的车子在后面追赶，没想到前面来个急刹车，几乎两车相碰，特务还在诧 异中。周恩来已经从车里出来，他关上车门，对慌忙下车的特务说：“你们几位辛苦了。”
特务们面面相觑说：“嗨嗨……不，不……周先生！”
周恩来笑道：“原来你们还认识我？没有认错吧？”
特务们弯腰说：“是……是的，周先生！”
“即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盯我的车？是谁给你们的命令？”
特务们顿时语塞，忙说：“误会……误会了！”
“既然如此，请你们马上把车开走，否则我要报警了！”
“呃……好吧！”特务们只好陪着笑钻进汽车，调头开走了。
这件事为周恩来给乔冠华、夏衍等人的饯行，平添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后来，有人戏称这次聚会，“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
宗道一：《才女外交家…龚澎》，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ZW）〗因为3年后， 即1949年10月，夏衍、陈家康分别为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时临时任代司 长（据考证，夏衍一直未正式就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3）
1946年秋冬，国共和谈破裂，内战重新爆发。香港又成为我党开展对外宣传、进步文化 活动的基地。在党组织和周恩来安排下，许多同志分头从上海、南京等国统区转移到香港。
乔冠华是是年10月19日离沪的。这一日期，是由林默涵回忆的。林默涵与乔冠华同庚，是一 位文学理论家、杂文家。这时，林默涵是作为一位年轻的编辑去香港的，据他回忆：
“是年10月，我从上海乘船赴香港。船起碇时，我站在船舷，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想起那 天正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十周年忌日（10月19日），不胜感慨。在船上，与乔冠华不期而遇。我 们在甲板上散步聊天，谈到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乔冠华在重庆时，用‘于潮’这一笔名写 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方生未死之间》，其中某些观点与胡风的思想颇为接近。例如他 也不重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认为知识分子的缺点是思想太多，感情太少（原注：意 即革命理论太多，感情激动太少）等等。这些观点曾受到过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但在这次 交谈中，乔冠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看法却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正在看胡风最为赞扬的作家 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觉得这部小说内容脱离实际，人物也不真实，主人公不像 个真正的劳动者，因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怀疑。”
转引自季羡林主编：《枝 枝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这段引文摘自《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黄华英整理）一文。林默涵是 名噪一时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当事人之一，据说当年舒芜在他鼓动下，分类编列， 公开了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从而引发了一场旷世奇案。然而其中内幕复杂，非 本 书所能够叙述的。从上引的发表于1989年文章中可见，林默涵好像带有“反胡”（胡风）情结 ”，以至又引乔冠华为其同道。
诚然，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同道的文艺创作及其评价，可以见仁见智，这里也不拟展开。 乔冠华对文艺，诚属“玩票”性质，但他对文艺现象的分析判断，不少出自细腻剀切，在中 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自有其地位。
乔冠华到香港后，住在当时十分幽静的英皇道一幢新盖的四层楼房里，他与龚澎等住二楼， 夏衍、冯乃超和周而复住在三楼。这幢新楼，前面迎山，后面临海，环境颇佳。乔氏夫妇 的房间面积不大，约十多平方米，一床一桌，书是少不了的，故备了一个书架。这就是他 们的书斋兼卧室，可以看书，可以写文章，可以编辑刊物，还可以会客。顺便说一下，夏衍 已参加中共香港局的工作，正准备赴南洋一带开展宣传和统战工 作；而冯乃超、邵荃麟等从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周而复此时在香港主编《北方文 丛》，并参与编辑《小说月刊》。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设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是方方，副书记是林平，乔氏夫妇双双出 任分局委员，龚澎是外事组副组长（组长为章汉夫）。林平是乔冠华的老相识，太平洋战争撤 退时，时任东江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林平出了大力。两人几年后又在香港携起手来，共同为党 工作。
日军投降时，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支队协助英军接降。当时的英军夏壳少将希望和港九 支队共同治理香港。而中方代表袁庚表示，英军希望港九支队继续留在香港的请求已难实现 ，港九支队已正式发表《告别港九同胞书》，全部撤离香港。但是，袁庚也灵活地表示，香 港周边地区的抗日政权，可以配合英军做一些治安稳定工作。
东江纵队北撤后，中共香港分局争取了港英当局的承认，将这个办事处改名为新华社香港 分社，乔冠华出任分社社长。如今有人戏称袁庚是香港新华社分社的开办人，来由即此。
乔冠华在新华社分社社长任上，要与龚澎经常与欧美各国派驻香港的记者接触，获取国际消 息并提供国内政治动向，揭露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可耻勾当。对此，乔冠华曾回忆说：
我去香港，组织上交代，在香港公开设立新华分社，并且争取取得英国的 承认，英国当时对 中国也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和蒋介石拉得很紧，另外对我们也不拒绝，所以就同意了我们 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同意我们收集新闻材料，向香港报纸及世界其他报纸发稿。有了 这样一个身份，凡我们党跟港英当局在政策方面的交涉，都由我来出面交涉。这个分社是我 们新华社的第一个海外分社。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我们在香 港，不得不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的问题也相当多。这种外事工作，用去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时 间。因为有了这个身分，所以当时欧美各国驻香港的记者，就经常和我们发生接触，进行采 访，请吃饭，提出问题，收集材料。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英美等两方国家对中国问题 的态度，好像是个国际统一战线吧，这是关于外事工作。乔冠华：《口述自传 》， 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80～18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自从乔冠华被任命为首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后，他就以这个公开身份与港英当局周旋。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乔冠华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全体同志在 香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团结了进步人士，收集了大量资料，组成了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为 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乔冠华等人在香港的外事工作，归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党中央是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外 事组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全解放区的外交工作。中央 外事 组在香港派有乔冠华、龚澎、张颖等人，在哈尔滨也设有外事机构。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 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4）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对此，乔冠华、龚澎夫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领导的《华商报》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后，该报于1946年1月4日在 港复刊。
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 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该报还成立了一个阵容可观的社论委员会，乔冠华是其 委员之一，它的成员还有夏衍、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 生等人。
《华商报》作为“中共喉舌”，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由于讲究斗争策略， 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乔冠华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也经常在《华商报》以 及一些进步刊物上，写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与龚澎、张彦等创办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 在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文摘》在香港正式问世。 这家由署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 激烈斗争，报道国内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说，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 和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杂志一出版，多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像飞鸿似地飘来。这位“ 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张彦回忆：“龚澎 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 的、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 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内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 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 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参见宗道一：《才女外交家》，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 。
在文艺方面，中共在香港也办了一些刊物，乔冠华亦参与其中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 在三年当中，在香港的论坛有三次重要的论战，应该提一提，因为这都同当时国内的解 放战争息息相关”。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岁月》，第181 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 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他们就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肯定要发展成打仗的局面。当然，按 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一定会把苏联打垮。这个和他们在国内反对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想法是 一致的。所以当时，特别是在这三年的前期，1947、1948年，在我们的同志中，对这个问题 也发生了分歧。
“美苏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争论。那时大部分同志认为，尽管美国反苏的口号叫得很响亮，但真正 要打是打不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苏必战，这个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双 方就进行了争论。 “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现在已经去 世的梁纯夫同志。
“我是反对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的，他是倾向于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这些文章，我记得发 表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当时，在上海的某部门地下党的同志，把我这些文章在姚臻同 志姚臻时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
他们搞的叫《文萃》的刊物上转载 了。这些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这次争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把两方 面的意见都摆出来，进行充分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种做法尽管当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 做法很好。我认为这场争论，应该给它找到一定的地位。”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 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香港的文坛上，当时党内的同志及其追随者围绕胡风、路翎、姚雪垠、沈 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理论家、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展开一场论战。如今 回首前尘往事，不难发现这场论战，是与一份名叫《大众文艺丛刊》密不可分的。
从1948年3月1日开始，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现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出现在 香港 、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 ，就在香港与国统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并引发多种反应，据说，“创刊以后，颇受读者的 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 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