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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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洁勇连忙感谢说：“你这位律师真是一个大好人，我太感谢你了！”　　　　
　　　　９月初，诉状写好了，还工工整整打印出来，递到了申洁勇手上。这一切都是那位好心律师免费为他提供的。对此，申洁勇感激不尽。　　　　
　　　　第二天，申洁勇就把诉状交到了吴县市人民法院告申庭。吴县市人民法院对此一案件十分重视，也很同情申洁勇一家人的悲惨遭遇，鉴于申洁勇全家人都染上恶病，经济困难，破例在未收诉讼费的情况下便准予立案。　　　　
　　　　申洁勇对法官说：“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立案之后，申洁勇紧锁的眉头开始舒张了，他安顿好妻子和孩子，又搭乘便车，来到上海，找到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门委派擅长打医疗官司的黄惠民、张滨两位律师接待了申洁勇。　　　　
　　　　为艾滋病人打官司，黄惠民、张滨两位律师都是头一遭。与艾滋病患者打交道，原本有一些顾忌，但他们却为申洁勇一家的不幸遭遇而深抱不平，两位律师决定抛弃成见，勇敢地站出来为当事人说话。　　　　
　　　　医疗事故不出现也已经出现了，不管是谁的责任都该给受害人进行赔偿。赔多少？两位律师心中没底。于是黄惠民和张滨又找到上海市艾滋病防治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咨询。　　　　
　　　　两位律师分别从上述两家权威专门机构中了解到ＨＩＶ感染者的治疗费用，每年每人在１０万元以上。有了此一依据，两位律师又根据目前人口平均寿命７０岁计算，加上护理费、营养费等，重新变更了索赔请求，赔偿金额近１３００万元！　　　　
　　　　１３００万——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１３００万元能买三条人命吗？１３００万元能买一家三口永生永世的幸福吗？！


第十章　怎一个“冤”字了得死不瞑目

　　　　吴县市人民法院立案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工作。　　　　
　　　　根据申洁勇诉讼提供的线索，陈修梅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６日因患上妊娠合并重度贫血，曾入住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次日在该院妇产科输血４００毫升。于同月１９日出院。几天之后陈修梅回到家乡湖北，因前病复发，曾入住南漳县第二医院。该院分四次为陈修梅输血１２００毫升，其间还为陈修梅输入了人体白蛋白５０毫升。　　　　
　　　　经法院办案人员查证，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靖江市中心血站与此案有涉，应列为本案被告之中。　　　　
　　　　法院办案人员根据有关线索，又去了湖北襄樊、南漳等地调查取证。　　　　
　　　　调查证实：南漳县第二人民医院先后四次输给陈修梅的１２００毫升血液系自采血液，输给陈修梅５０毫升人体白蛋白系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提供。申洁勇一家三口感染的艾滋病病毒除了通过输血渠道感染之外，也不能排除与输入人体白蛋白有关。故：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也被增列为本案被告之一。　　　　
　　　　至此，申洁勇一家三口感染艾滋病病毒一案涉案五名被告全部入案。即：江苏省吴县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苏州市中心血站，江苏省靖江市中心血站，湖北省南漳县第二医院，湖北省襄樊市同和大药房有限公司。　　　　
　　　　可是五名被告究竟是哪一家或哪几家出的问题？巨额赔偿该写在哪一家或哪几家名下？办案法官们可谓绞尽了脑汁。为了对原告和被告负责，法院在确定了被告之后，又开始了相关证据的调查和搜集工作。　　　　
　　　　就在这时候，陈修梅的病情急转直下。她整夜咳嗽不止，高烧不退，浑身上下酸痛无力，而且体质急剧下降。十天半个月，陈修梅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一动，全身骨节如同散架般疼。　　　　
　　　　看到妻子如此模样，申洁勇欲哭无泪：“修梅，你就忍一忍吧！等案子判下来了，等赔偿款到手了，我带你去北京找大医院好好治治！”　　　　
　　　　“洁勇，我这病是没救了的，与其疼死，不如给我一把安眠药，让我立马就死！”　　　　
　　　　申洁勇泪流满面：“修梅，别说傻话了。我是你丈夫，我是你女儿的爸爸，我怎么能给你吃安眠药啊！”　　　　
　　　　陈修梅缓了一口气，又说：“等死不如早死，我死了，你也好利利索索地照看孩子。”　　　　
　　　　“你放心，孩子我是会好好照看的。你的病，也得安下心来好好治。听说北京有两家医院就在收治艾滋病患者。首都嘛，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好医好药的中心。我看你的病还是能治好的。”　　　　
　　　　陈修梅叹道：“我的病能治好，你的病呢？还有孩子的病呢？哎！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如同乱麻一团，不如早点死了，给你少添拖累！”　　　　
　　　　陈修梅自从被确诊染上了艾滋病后，就想到过死。看到可怜的孩子，看到丈夫为讨一个说法而四处奔波的样子，心又软了，还是活一路走一程再说吧！　　　　
　　　　可是如今官司没有着落，治病的钱到不了位，好不容易拉扯红火的理发店也因无人照料而门庭冷落，以前存那点儿钱也快用光了。再这样拖下去，病不死，拖也要把人拖死的。　　　　
　　　　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感到生路渺茫。一天傍晚，陈修梅趁申洁勇尚未回家，抓起理发剪，企图割腕自杀。　　　　
　　　　恰在此时，申洁勇赶回来了。他发现妻子的异常状态，一把夺过妻子藏在背后的理发剪，制止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为了控制住妻子的情绪，防止发生意外，申洁勇让正在苏州打工的姐姐申庆节搬来吴县市住，一边照顾修梅，一边照顾申呈。自己腾出时间来，一边跑打官司，一边给妻子跑药。　　　　
　　　　申洁勇打听到北京一家医院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来不及征求陈修梅的意见，就变卖了房产，揣着钱直接去了北京。在北京找到那家医院，买了好几十片那种药，花去了好几千元钱！　　　　
　　　　回到吴县，申洁勇掏出药片让陈修梅吃：“吃吧修梅，这药灵着哩，也许你吃了它会好的。”　　　　
　　　　“多少钱一片？”陈修梅问。　　　　
　　　　“嗨！你就别管了，多少钱一片，我也要买给你吃呀！命重要还是钱重要？”申洁勇买的这种药，７０多元一片，一天四片，一个月下来就是一万多块！再贵，申洁勇也得买呀，毕竟有了药就有了命呀！　　　　
　　　　“你也吃，女儿也吃，你们不吃，我就不吃！”　　　　
　　　　“哎呀你看，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使性子。”申洁勇极力哄着陈修梅，“你先吃几粒试试，如果行，咱再去买就是啦！”　　　　
　　　　在申洁勇连哄带骗的劝说下，陈修梅吃了药。　　　　
　　　　说来也怪，陈修梅吃了一周药后。疼止住了，咳也止住了，精神面貌似乎也好多了。　　　　
　　　　“洁勇，你那药片在哪儿买的？”陈修梅问。　　　　
　　　　“怎么？感觉好多了？”　　　　
　　　　“好了一些。什么时候你再去买点回来，你和女儿一块吃！”　　　　
　　　　“行！行行！”申洁勇一边答应一边惦念着官司的事，“如果明天就判下来，后天就能拿到钱该有多好！有了钱，多买些药回来，全家人的病不是有救了吗？”　　　　
　　　　可是光着急是没有用的，法律只能按程序走。从起诉到现在也快两个月了，申洁勇感觉到好像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就在陈修梅感觉到自己的病好多了的时候，狠心的病魔再次残忍地击倒了她。　　　　
　　　　陈修梅又开始高热发烧，且深咳不止，不吃不喝，沾一点水和食物，便会引起一阵狂烈的上吐下泻，体质和体重急剧下降。事实再次证明，目前艾滋病是无药可医的，以前的“感觉良好”不过是病人的回光返照而已！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６日，陈修梅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第十章　怎一个“冤”字了得救命钱姗姗来迟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申洁勇天不见亮就起了床，眼睁睁看见东方发白，眼睁睁看见时钟指向８点。　　　　
　　　　８点一到，申洁勇就出了门，直奔吴县市人民法院而去。　　　　
　　　　为了这一天，申洁勇似乎觉得等得太久了点，要是这一天早些到来，也许陈修梅还有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天终于等来了。家里的钱早已挤干用完，为给妻子治病，已经拖下一屁股债，此时申洁勇的精神状况极度烦躁不安，到了崩溃的边缘。倘若此案再无一个结果，真不知会出现什么严重的结果。　　　　
　　　　８时半，申洁勇走进了法院大门，领到了法院头一天作出的裁定书。　　　　
　　　　申洁勇急速地扫视了一眼裁定书，发现两位律师请求先行支付的５万元变成了现在裁决的先行支付３万元。　　　　
　　　　怒火开始在他胸中蔓延。　　　　
　　　　他咬着牙，努力控制着自己欲燃的情绪。　　　　
　　　　他要法院更改裁定书所裁定先行支付的金额，法院未能同意。　　　　
　　　　申洁勇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不顾一切地大声争辩、吵闹，法官前来制止。他索性不顾后果地举起椅子，砸了法院的办公室。　　　　
　　　　要是其他人，法警早已出面强行制止了，可是眼前大闹法院的是一名受害者，是一名ＡＩＤＳ患者呀！　　　　
　　　　吴县市人民法院充分给予了申洁勇以人道主义对待，没有动用警力，始终坚持劝说、解释，以平息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最后，法院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考虑，作出了最终裁定，先予执行５万元。　　　　
　　　　开始，申洁勇以为裁定书到手了，“先予支付”的５万元随后也跟着到手。　　　　
　　　　然而他错了。　　　　
　　　　他不知道“执行难”在今天中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已是顽症一块，他也不知道被执行人南漳县第二人民医院仅是一家“乡镇规模的小医院”，医院账上根本无钱，筹措被执行款需要一定时间。　　　　
　　　　申洁勇一只眼紧紧盯着被执行款何时到手，一只眼紧紧盯着女儿申呈的病。救命钱一时半会到不了手，可女儿申呈的病却是一天也耽搁不得的事！　　　　
　　　　女儿申呈的病一天天恶化，正是用钱的时候，申洁勇却没有一分钱。父女俩的日常生活费用全由姐姐资助。姐姐申庆节也是一个打工者，又有多少钱来资助弟弟？特别是面对侄女儿的病，每天的药费不是十块八块钱能资助得了的。断了药又怎么办？毕竟是一条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呀！　　　　
　　　　６月７日，正当申洁勇为女儿的病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两位长期研究治疗艾滋病的生物工作者风尘仆仆地从江西来到吴县市，提出免费为申洁勇、申呈父女俩治病。他们的到来，对于正苦于无钱买药治病的申洁勇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两位专家在吴县住了下来，为申洁勇父女俩免费治疗了一个礼拜左右，申洁勇、申呈的病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就在申洁勇父女俩看到了希望的时候，两位专家离他们而去。原本说好十天左右又来吴县为申洁勇父女继续治病，谁知道他们离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申洁勇苦等苦盼，既等不来救命钱，又等不来救命人，心里又开始烦躁不安起来：“人家是不是嫌咱太穷了，没有钱给药费？不是说免费吗？怎么办……”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想到一个钱字上。　　　　
　　　　于是，申洁勇又三天两头地跑法院催钱。　　　　
　　　　法院考虑到申洁勇的实际情况，便于７月２日，委托湖北南漳县法院“先予执行”。　　　　
　　　　“先予执行”５万元，对于南漳县第二医院来说，也相当困难。本来是穷家当破产业，如今又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全院职工怨声载道，人心不安。　　　　
　　　　南漳县法院通知来了，要第二医院“先予支付”５万元。不付不行，拖也不是办法，他们只好卖掉两间房屋，先予支付了原告５万元。　　　　
　　　　申洁勇面对到手的５万元“先予支付”款既喜又忧，喜的是日思夜盼的钱终于到手了，忧的是区区５万元钱，怎么够得上他带领女儿去北京治病的巨大开销！谁都知道艾滋病的治疗费用极为昂贵。手中没有足够的钱，来回跑北京、吴县也是够麻烦的事。　　　　
　　　　不到一个月时间，申洁勇又去法院催法院赶快判决女儿和他治病需要的钱。　　　　
　　　　法官问申洁勇：“这么快５万元钱就花完了？”　　　　
　　　　“先予执行”款当然没有花完，申洁勇想到若去北京需要花更多的钱：“差不多了，我要带女儿去北京治病，几万块钱哪里够啊！”　　　　
　　　　“那你把你给女儿申呈治病的发票拿来我们看看——”　　　　
　　　　申洁勇一听到这儿就火了：“难道我们得了病是假的？难道陈修梅死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