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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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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高跟鞋拿了出来,还可以穿得上,但在室内走了两步很不自然,还是穿上了自己的夏天凉鞋。学校是不准化妆的,我只有面霜和浅色的口红。母亲留下的香水还没用过,那天我撒了几滴香水在手帕上,母亲喜欢擦香水在耳后,我第一次依样画葫芦。

  唉,要去爱一个人多么费心机,多么辛苦,再说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

  这就是初恋,是我的初恋。

  斯义桂那天的演唱很成功,是满座。我们两人坐在中排,全心在听他的演唱,他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很自然地,毕君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的手好久好久以前就曾握在一起,有一种默契,有一分温情,我的心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单独在一起,四周的听众与我们无关。我只希望这个音乐会永远继续下去,好让我们依偎而坐,好让他握着我的手。

  音乐会散后他建议我们乘坐缆车到山顶去,他说他离家多年,许久没有到山顶上去了。山上有点凉意,他脱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我们居高临下,四周静寂无人,他的手围着我的腰,他望着山上飞过的浮云,说:“你知道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希望你能到大后方读书,香港不安全,你该离开,我们会帮助作和你的妹妹们入学。”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一定是从他同学兄妹那儿知道我的处境,我感激得流下泪来。我知道他家中富裕,但我们只有两面之缘,怎么可能谈这么长远的计划呢。

  我说:“毕尔,未来是如此渺茫,有谁能预言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他用长吻对住了我的双唇。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位男性亲吻,这一吻终身难忘。

  九月中旬我开始到大学上课,他也忙着和他的好友、同学准备各种到重庆的事项,可是他无论多忙,总设法到学校来看我,他已成为常客,修女们对他很客气,而且他时常带些鲜果和巧克力糖等送给修女,又给女工赏钱,大家对他都很欢迎。

  有一天他问我:“我想带你到我家里看看我的父母,我离去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两位老人家。”他想得多周到,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此外他又介绍另一位好友冯君让我认识,也是他的同学,人很厚道。有时我们三人一同到浅水湾消遣。

  大姐的男友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医生,也是大企业家的独子,他拚命追求大姐,常常送她贵重礼物,但大姐以事业为重,对他若即若离。毕君有时建议找他们一起去跳舞、看剧、听音乐会。两三个月下来毕君已和我无所不谈,他关心我的学业,更担心我留在香港不安全。这事我的父亲看法也一样,我们买了船票,准备乘船到旧金山投奔父亲和继母,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大概我和毕君要暂时离别了。

  秋天的10月和11月,香港暑天已过,气候转凉。我在大学的课多半是在下午,我上午时间准备功课,多半在港大的图书馆。下午上完课毕君就来接我出去吃小馆子或是去看电影、看话剧。上海、北京相继沦陷后,当时许多有名的舞台演员都到香港献艺了,毕君虽是工程师,他和许多习工科的人一样,喜欢音乐。我则喜欢看话剧,因为话剧的故事多半是我读过的名著改编。当然我们也不能每天见面,因为我的功课很忙,而他除了要办些公事和私事之外,还得找些时间来陪伴双亲。我的女同学有一天对我开玩笑说:“大哥怪我把毕尔介绍给你,他说毕尔整天和你在一起,连和大哥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们两人是不是在闹恋爱呀,你可小心点啊,大哥说不少女同学都在追求这位潇洒而又多金的大少爷呢。”

  那些话我怎听得进去,我相信毕君只爱我一人,虽然我们是一见钟情,但我想我会爱他,直到永远。

  我告诉了毕君我的身世、处境,他同情我、鼓励我。他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但他也知道战事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他告诉我内地已不断喊着“长期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似乎对于当时局势很清楚。我也和他谈到是否该到美国去依靠父亲和继母的问题,我对父女之情不深,有美国回来的亲戚告诉我继母是一位名医,长相不好,而且很凶,但很能干,我心中悸悸然。

  我又告诉毕君我若留在香港或到内地去读大学,我想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还可以找一份家教工作,如此我就可以开始自立了,也不需要靠父亲了。我真的不想去应付那位素未谋面的继母,一定是她影响父亲连妻子父亲曾来电告诉我们姊妹们说,抗战时期外交部不准请假,大姐和父亲较接近,她相信这谎言,但我不相信,我虽年幼,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不至如此荒唐,连妻子的丧事都不准官员请假去办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久久未能原谅父亲,更何况当年廖家大富大贵,北京大宅前车水马龙的时代,父亲得了多少外祖父母的提携;我提到母亲病危和身后事就禁不住眼泪潸潸而下。毕君常安慰我,他对我说要尽量照顾我,但他认为该让妹妹们去美国投靠父亲,因为她们年纪太小他的态度已表明白了,我太年轻,我该怎办?何去何从?

  我只知道一天见不到他我就心烦,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吧。

  一切计划都因珍珠港事变而全部变卦。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12月8日本军机来袭香港,改变了我们两人以后的一切。相见相爱是缘分,未能有始有终是命运。

  1941年12月初,毕君接到重庆的电话催促他去上班,他也回了电话告诉有关部门他在12月底一定报到。我们姐妹6人订了美国总统邮船公司的船票,启程日期是12月27日。毕君说要等到我们都上了船他才能安心离港。12月了,大家都该走了,而我还是犹豫不决。毕君当然希望我到重庆升学,不要到美国去。这是大事,不能由他决定,但他买了三张到重庆的机票,他和他的同学每人一张,另一张是我的。机票很难买到,但他为我准备好了,船票、机票任我选择,鱼与熊掌,我该如何取舍。

  命运之神替我们解决了一切,根本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与机会。星期日的下午我和毕君在校院内又谈到去重庆还是去美国的问题。那天大姐因为医院有了周末假期,回到学校的宿舍来,她也和毕君熟悉了,而且也很喜欢他。大姐知道我心事重重,但她劝我去美国,不赞成我去重庆,她认为把我一个留在中国实在不放心,因为我太年轻,又太无知,也许还有点感情用事。大姐私下对我说,“你跟着他去重庆,你还没有选择好哪所大学,你住到那儿,假如他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有谁来照顾你。”大姐说得对,那我就留在香港吧,反正学校会照顾学生,那我暂时就继续到岭南大学上课。

  毕君不赞成我留在香港,他说香港安全大有问题,他肯定日本迟早会向英美宣战。他说:“你若留在香港,我不放心,这儿迟早会有战争,太危险了。你若不去重庆,我宁愿你到美国去,那儿至少比较安全。”

  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战局如此紧张,我说:“在香港很好嘛,你也可以来看我。”

  毕君摇摇头,他说:“我大概不可能再回香港了,”我大吃一惊问他:“你说什么?你怎么会不回香港?难道你不要回来探望你的爸爸妈妈?”我没有说还有我。我是第一次听他说不打算回香港。

  他用手绢替我抹眼泪说:“你不要哭,我因为爱你才宁愿和你暂别,我的父母不愿离开香港,因为父亲在照顾他的店铺,这是他的家,你留在香港是最坏的选择,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我说:“你不是也为我而留在香港了吗?”

  他说:“安娜,你该知道我这是暂时的,我12月一定要走了。”

  我没话说,心中很乱。

  大姐和毕君都离去了。

  那是星期天,12月7日,我和妹妹们走到饭堂吃晚餐。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是我们在饭堂内吃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12月8日(珍珠港与香港有时差,美国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同时对英美宣战,谁也走不了了。战争替我也替毕君作了最后、也是最坏的决定。

  从香港被炸开始,直到英军投降前后近三个星期我没有见到毕君。一切电话都不通,我想他,他也担心我,但彼此暂时失去了联络。虽然住在校内,我们也听到不少惊心动魄的谣言,不少人已开始逃难,但只可以偷偷地走,因为日军驻守着每一个出口。

  毕君没有消息,大姐也没有消息。我真是担心。

  学校停课了,我们更不敢随便到外面去,从宿舍的窗口外望到处都是日本兵,其中也有不少印度阿差(香港人语,香港在英人统治下,有不少警察都是印度人,现在他们是替日本人做走狗了)和替日人翻译的汉奸。我知道整个市面在戒严,我也知道日军在抓壮丁,听说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要去一些指定地点报到,不准离境。毕君该算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是否已被日人带走?我禁不住胡思乱想。

  为了打发时间,我整日看书,《红楼梦》、《聊斋》、《金瓶梅》、《浮生六记》、《古文观止》,又读了不少英文名著,如英译的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国名作家莫泊桑的著作也是那时开始欣赏,我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比如《项链》和《一把梳子》的故事真是太动人了。张恨水的小说如《京华春梦》、《再生缘》等也都看了。我还写了日记,可惜逃难时这些日记本都不能带,失落了。

  我曾提及当时在校中的伙食,是豆子、粗米饭和包心菜,莱心大概由日人自己做了泡菜了。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再想吃,豆子和包心菜我见到都恶心。试想一连6个月、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这些来饱肚,怎不想吐。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影响了我终身的习惯——水。

  江河之水可以泛滥土地、淹没房屋、淹死人,但人不可以一日无水。在沙漠地区旅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带着一瓶水,这比钻石黄金都更可贵。日本人大肆轰炸香港时我们水源断绝,还好校内有口井,不然我们不被炸死也会因无水喝而死。

  饥可忍,渴不可忍,在我家中有手电筒、洋蜡以防万一停电;有盛水的缸,以防万一没水。

  除夕前一天,女工到外面买到了几斤猪肉和一些菠菜,还有香肠,慈心的米铺老板还给了她两包白米,说是让学生们也过个年,这些景况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想像的。

  毕君终于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喜悦,没水、没电、没饭吃都不是大事,我的心中人无恙,见到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被炸死、炸伤,没有被日人抓去。

  唉,我们分离不到一个月,但忧如隔世。我在10多岁的青春岁月中,就尝过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病心滋味了。母亲去世是死别,和毕君那一阵子也可以说是生离吧,以后的日子里就是因为继续的生离,使我们无法不说再见。

  毕君的住家在香港的铜锣湾,而我们的学校也在同一地区,但这地区相当大,日本人分域控制,他数次想办法到学校来看我,都被巡逻阻止了,我也曾请工友试着到他家里去看个究竟,但也因戒严令而无法通过。

  修女们经过这场战争,对于我们的监视也比较放松了一点--她们让我和毕君单独在会客室交谈。

  “你是怎么通过那闸口的?”我问他。“我送了一支钢笔。”

  他答道。他告诉我家人都平安,又告诉我日本已炸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日已正式宣战了。他又说日本和美国作战对中国战场会有利,现在情势大有改变,美国可以正式协助中国抗日了。在香港我们也知道南京大屠杀和上海大轰炸的惨案,还有些将士死守阵地、壮烈牺牲的事迹。但香港的中英文报纸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报道较多,中国的战事没有太多的报道;还好有爱护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为我们灌输一些国事常识,以补不足。

  “我们真的要想办法离开香港了。”他握着我的手,我望着他。我们如何出走,我如何到内地继续学业,一切都得靠他来安排了。我说:“大姐还没有消息,她从医院回来,我们就好商量了。”他说:“希望她那儿没事。”我们又担心大姐了。

  还好,过了约一周,大姐也和我们联络上了。她和一位护士一同从圣母玛利亚医院步行到圣保禄女中,她们两人从早上出发,到了中午才和我们相见。那位大姐的同事是印度人,在香港长大,说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我们留她在宿舍休息一下,和我们一同吃中饭,吃的仍是红豆粥。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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