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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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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春秋岁月台湾宝岛






台湾宝岛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装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侗。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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