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 作者:儒勒·凡尔纳-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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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格调亚于使他成名的那些作品。
在他存放着许多供《教育与娱乐杂志》定期发表的手稿的抽屉里，是否可以找到经重审和修改后可列为上乘的作品？
罗里克事件成了1893年新闻报道的中心，并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拉布律耶尔在由面具出版社出的一部作品中再现了这一事件。
罗里克兄弟在杀害了船长、商务总管吉布松、4名船员和1名乘客后，夺取了法国双桅纵帆帆船纽拉希蒂号。至少，这是1名在该船当厨子的混血儿对这两位军官所提出的指控要点。
两名被告肯定说，他们没有罪，受害者是在一次他们镇压了的反叛事件中丧生的。他们不仅断然否认谋害事实，而且断然否认指控他们的海盗行为。然而，1893年12月8日，他们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他俩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公众大为感动。法官在卷宗中无疑找到一些罪证材料，但证实罗里克兄弟犯罪的只有一个可疑的人证。
判决后几天，当人们得知罗里克兄弟其实叫莱昂·德格雷夫和欧仁·德格雷夫时，公众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俩出身于比利时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简直是真正的英雄，曾好几次显示过自己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将受风暴袭击的一艘挪威船皮埃特号的船员从死亡中救了出来，使37人脱离险境。
但他们时运不济：他们拥有的一艘蒸汽渔船在奥斯坦德港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了；后来，他们购了一艘帆船，又被抛上海岸撞碎；他们遭受彻底破产，受雇于船东出海航行，为避免冒犯他们的母亲，只好改名换姓。
此后，他们的活动情况似乎相当模糊：喜欢冒险的人会不会变成冒险家？1891年，他们的确假冒过遇难者，对此，人们自然会产生担忧；当然，他们曾犯过这种可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到解释的道德上的诈骗罪，但他们不一定会犯如今所指控的严重罪行。《正义报》发起的新闻运动，一个辩护委员会所作的努力，以及瑞典和比利时国王的斡旋，促使法国政府将死刑改判为终身苦役。
1894年，人们都在揣摸，德格雷夫兄弟是否受到错误判决？他俩的原告是不是也直接牵连进他所指控的这起犯罪案？1897年，法院院长采取温和态度，将刑期减至20年。这是否为了平息舆论？然而，厄运继续落在他们头上：莱昂拒绝接受管理人员提议让他担任的工头职位，因为他不愿意使自己有可能变成一个告密者，不愿意在他弟面前感到羞愧。这次拒绝使苦役场管理处感到不快，因而罚他干最粗重的活儿。1898年3月30日，他因患痢疾而死，他弟弟亲眼看见他的尸体被抛落大海喂鲨鱼。至少，欧仁是这样叙述的。1899年8月，他获赦释放，受到安特卫普人的热烈欢迎。他成了商人和性情温和的资产者，并写了一本名叫《苦役场》的回忆录。对于这些回忆的诚实性，人们自然会产生怀疑，因为他重新萌发冒险的瘾头，竟突然抛儿弃妻，远走高飞。1907年，他在特立尼达当了警察，而1902年，人们曾在哥伦比亚见到过他，并拥有一批珠宝；一位美国人说，这批宝石是偷的。不久，控诉人陈尸在自己公馆的卧房里，而被告也在囚室里被人杀害！
当然，儒勒·凡尔纳无法预料欧仁·德格需夫的这种奇特的命运。1894年8月3日，当他给他弟弟写信时，《正义报》上那篇认为这是一个司法错误的文章尚未发表，因此，他更不可能知道发生于1898年的莱昂之死。他一直十分关注这场官司，曾对保尔说过，“罗里克兄弟的经历使我十分感动，但我不想利用这种经历。”这种激动的情绪一直没有消减。这两兄弟戚戚相关，很可能受到错误的判决，他俩的遭遇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马塞尔·莫雷有根有据地认为，他仍在受到他弟弟保尔去世所造成的痛苦折磨，因而将自己的感情移往在《基普兄弟》这部作品中，他这样设想，倘若罗里克兄弟果真清白无辜，他俩对联系他们的感情无疑会感到痛苦。
提出犯罪证据乃属指控行为，但这种证据有时十分脆弱，以致会发生相反的作用，使原告变为被告，而被告不得不为证实自己的无辜提供证据，这是很难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
基普兄弟不是罗里克兄弟，然而，虽然他们的经历有所不同，但的确受到那两位比利时被告的经历的启发，这是无可否认的。他们的境遇的确一致。
马塞尔·莫雷指出，到达库克群岛的罗里克兄弟假冒遇难者，这个细节促使作者给后来收留真正的遇难者基普兄弟的那艘船取名为詹姆斯·库克号。作者对詹姆斯·库克的赞赏乃是唯一的理由，这种看法无疑更直截了当；相反，在罗里克兄弟编造的遇难故事与后来收留基普兄弟的威勒米娜号在诺福克岛附近的遇难之间，似乎确实存在某种吻合。
不管怎样，在船长吉布松的指挥下，詹姆斯作克号在杜纳登靠岸：到了这里，水手长弗赖格·鲍特，在水手文·莫德的协助下，怂恿4个无赖在杀死船长、4名忠实于船长的船员，以及在威灵顿上船的船东霍金斯和吉布松的儿子后，企图把船夺走。
弗赖格·鲍特纵然是个无耻之徒，但更为聪明、同样无耻的文·莫德却极为奸诈狡猾。他们因找不到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暴跳如雷。海船继续预定的航行，直抵伸斯麦群岛的普拉斯兰港。在穿过诺福克岛时，已经沉没的威勒米娜号的两位遇难乘客被收留下来了，他们就是卡尔·基普和皮埃特·基普两兄弟。
马塞尔·莫雷认为，皮埃特这个名字是从罗里克兄弟救起的那艘海船皮埃特号借来的。这很可能。同样，他选择了吉布松作詹姆斯·库克号船长的名字，也是因为记起在纽拉希蒂号上被杀害的那位商务总管的名字的缘故。
在凯拉瓦拉岛作短暂停留时，吉布松船长被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在岛上杀害；他们夺取了他身上带着的证件和皮阿斯特。
在水手长的指挥下，这艘双扼纵帆帆船重新启碇，要返回船籍港霍巴特市。
曾担任过商船船长的卡尔·基普发觉航向不对，因而颇感惊讶；其实，弗赖格·鲍特正在搜寻萨洛蒙群岛邻近的滨海地区，这些海岛素来名声很坏，必将为他干掉船上的乘客和招募一批环小子提供更多方便。
一场风暴将詹姆斯·库克号置于危险境地。水手长极其鲁笨，以致卡尔·基普不得不挺身而出。在这种情况下，船主让他进行指挥，这就使他能通过自己的灵活操作，在航船行将遇难之际挽救了它。危险刚过，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便挑起一场暴乱，但这场暴乱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
到了霍巴特市，对反叛者提出起诉。文·莫德相当狡狯，在反叛时，他一直没暴露自己，因而能施展阴谋，置基普兄弟于死地；他溜进基普兄弟的卧室，将偷来的证件和部分皮阿斯特放入他们的手提箱里，同时还谨慎地将杀人凶器——一把马来人使用的波刃短剑塞入里面。
此后，在法庭上，弗赖格·鲍特由被告变成原告。他称，他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卡尔·基普和他弟弟谋杀了吉布松船长；人们果然在他俩的手提箱中发现属于被害者的证件、数量可观的皮阿斯特和作案凶器；他们有口难辩，被确定有罪。
基普兄弟被判死刑；只有船东霍金斯一个人相信他们无罪；根据他的请求，死刑被改判为服终身苦役。
在苦役场里，卡尔得以救了被一只守门犬袭击的场主的儿子；他受了重伤，但两兄弟的命运毕竟有了改善。最使他们感动的是，经一段时间的分离，两兄弟又重逢相聚了。霍金斯继续奔走，谋求重审这个案件。除了道德上的证据证实这两兄弟无罪之外，他还对原告水手长表示怀疑，他估计水手和文·莫德故意制造了物证。
基普兄弟再次受挫。他们被迫卷入了由解救两名政治犯的人所策划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获得成功。
他们相信，这次不由自主的越狱行动肯定会被认为他们确实犯有罪行，因此主动投案、返回苦役场当囚犯。他们的这种态度使公众和当局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此后，当局对复审进行了预审；作者本人过去曾当过律师，他非常明白，只有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时才能进行复审；一个偶然的机会提供了这种事实。霍金斯叫人放大受害者尸体脸部的照片；吉布松船长的儿子辨出停留在他父亲的瞳孔里的凶手——弗赖格·鲍特和文·莫德的图像。
视紫质保留死者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图像，的确有这么回事。正如莫雷指出的那样，儒勒·凡尔纳可能是在拉·格朗热和瓦拉德合编的《眼科大全》中找到这个资料的；在阅读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写的那个中篇《克莱尔·勒努瓦》时，他不得不在这部《眼科大全》中寻找这个资料，也同样是可能的。这个中篇发表于1867年，作者在1887年——我手头上继承来的那个版本所注明的就是这个日期——出版的《特里比拉特·博诺梅》这个集子里重新收入这个中篇。
克莱尔·勒努瓦的视网膜上保留的那个影像是一种幻觉影像；《基普兄弟》的作者摈弃了幻觉现象，仅利用视紫质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和根据这种特性的真实性去搜集资料。上述那部《大全》使他了解到，吉罗一特龙关于视紫质能固定图像的研究表明，人死后，将眼球取出来泡在明矾溶液中，这些图像甚至会重新显示出来。莫雷指出说，儒勒·凡尔纳犯了一个维利埃·德利尔一亚当避免了的错误；尸体只是在死后第二天才拍成照片，而那部《大全》不会不指出视网膜保留的痕迹是很快就会消失的。据此，或许还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听说，必须将眼珠泡人明矾溶液才能获得所摄取的图像，但书中没谈到这样一项操作。
儒勒·凡尔纳之所以为罗里克事件所感动，无疑是因为这可能涉及一个司法错误，而当这个错误伤害紧密团结、并从这种兄弟情谊中汲取力量以保持使公众为了感动的那种诚实态度的两兄弟时，他的这种激情就更为旺盛了。他必然会无意识地将这种连系着罗里克兄弟的感情移往在自己的生活中，并把它与联系着他和他弟弟的那种感情作比较。
保尔之死固然使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但也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他和他弟弟之间的那种亲密团结。他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经常地萦绕着这种困死亡而中断了的团结的记忆，这是很自然的；在写到基普兄弟时，他那支得心应手的笔简直不由自主地在字里行间表达出这种亲密的情感。这个题材所反映的是一起案件，可是，当他弟弟还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打算处理这个题材。
1901年9月，他着手修改该书的手稿。1902年，这部作品发表了。在表达基普兄弟的友爱时，一种新的观念又悄悄钻入到他的脑子；虽然从原则上说，某项司法决定必须被认为符合事实，但这项决定不是不可反驳的。法官可能会弄错。
1901年，德雷福斯案接近尾声；亨利的自杀表明，他的作伪使参谋部表现出一种至少是不够谨慎的态度，从而导致新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使这起事件具有政治性质。那些真心实意地拒绝讨论初审法官新作出的决定的人，必然对雷恩军事法庭所作出的决定感到迷惘；雷恩军事法庭犹豫不决，不敢否定曾宣判无期徒刑的第一军法庭；他们坚持罪行成立，只将德雷福斯改判10年监禁——这无疑是一种不合乎逻辑的宽容，认为这样便能“在水中拖动上钩的鱼，使其力疲而便于捕捉”。
德雷福斯本人受到赦免后，又恢复了名誉，他已经与诉讼无关。不管军事还是民事法庭，难道能屈服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和依赖于头脑发热、摇摆不定的社会舆论吗？不管他对秩序的兴趣有多大，这位态度温和的亚眠的布尔乔亚必然更认真地倾听他那位支持德雷福斯的儿子发表议论，并不再因认为可能犯司法错误而恼火。他在1894年不愿意做的事情，在1900年可以去做了。1902年发表这部小说，肯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他为罗里克兄弟的命运所感动，但对带政治色彩的德雷福斯的命运却装作无动于衷。然而，他对我们的制度所抱的信心似乎受到了动摇，在德雷福斯受审判的同一年，他构思了《利沃尼亚的一场悲剧》；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受政治激情所害的无辜者。
我们已经知道，1894年8月11日，他预先安排了《机器岛》在1895年发表，《利沃尼亚的一场悲剧》在1896年发表，《美丽的奥里诺科河》在1897年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