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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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看完《状告》，面色苍白，双手颤抖，连声音也变得惊诧惶恐了：
“不，不，断不会有这样的事……”
司马旦的神情也变得阴沉起来，无言地望着神情失控的弟弟。
司马光急语：
“断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恶行断不会出自‘独乐园’的。器之，这份状告必定是告错了……”
刘安世神情亦为之怆然：
“晚生也曾作如是想，但状告上写得清楚：‘行凶’者是吕直，‘所仗之势’指的是先生，‘凶器’是一条扁担，‘行凶地点’在杂买务。晚生身在司理院，职在审理民讼，已察看过状告者冯安的伤痕，屁股上确有一道青紫伤迹……”
司马光频频摇头：
“不，不，吕直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康儿，快找吕直来！”
司马康“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父亲，不用找吕伯了……”
司马光一下子全然傻了，他如遭雷击，僵住了口舌目光。
司马旦长叹一声：
“家风丧尽啊！司马家累世恭谦仁爱，饮誉邻里，不意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祖先之事。君实，你就是这样地治家吗？”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啄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义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之举，但自己是执法者，不能启示被告反诉于公堂。他已经看出，司马康可能是知情的，但这位一向埋头书案、不谙讼诉的善良公子，却在痛苦之中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
范祖禹心里明白，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的“状告”，是进一步对司马君实的中伤，并企图通过“讼诉”，在洛阳城掀起轩然大波。现时再向司马君实隐瞒“谣言啄伤”之事已无必要，只有挑明谣曰肆虐之状才能解除司马兄弟的误会。他开口询问刘安世：
“请问刘大人，这桩杂买务厮斗案件发生的原委是否已经查清？”
刘安世望着范祖禹，眼睛亮了：
“冯安状告上写得清楚：因霸买欺市而起。”
范祖禹断然否定：
“否！我听吕直诉说，杂买务争执厮斗一事，乃因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无端散布谣言，啄伤司马先生，而且用心阴险，语言恶毒……”
司马旦、司马光面面相觑。司马康则突然醒悟了。
刘安世喜形于色，大声催促：
“冯安谣啄司马先生何事？请详加说明！”
范祖禹愤愤叙述：
“冯安谣言啄伤之一：《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冯安谣言啄伤之二：司马先生与邵雍、范镇等人的友谊交往形迹可疑；冯安谣言啄伤之三：司马先生表面喑哑于‘独乐园’，实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
司马旦、司马光惊呆了。
司马康急忙插话：
“今日午时；老仆吕直闯入‘读书堂’，诉说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谣言啄伤家父之词，我也在场，只是伯伯父、父亲、母亲受不了这迫害之苦，才匿而未报。”
范祖禹立即对“状告者冯安”进行反诉：
“刘大人执法明察。这谣啄毒词之一，是诬司马先生为‘不忠之臣’；这谣啄毒词之二，是诬司马先生在‘结党营私’；这谣啄毒词之三，是诬司马先生‘插手朝政’。言之不实，即为诬陷，诬陷者当罪。而且公开散布于杂务买，实为煽感动乱，煽惑动乱者当罚。老仆吕直，追随司马先生数十年之久，深知主人忠君忠国，廉洁爱民，公正无私，人格高尚，岂能容其小人奸人谣啄诬陷，遂挺身相争，维护公正，其功当赏……”
刘安世霍然站起：
“请淳甫先生与公休世兄速将吕直供词上送司理院，晚生这就告辞了！”他走到司马光面前，取回《状告》，低声叮咛：
“先生慎而处之，洛阳园林繁多，林中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吱吱’叫的，只是几只麻雀，浓荫之下，还藏有秃鹰啊……”
刘安世离开了，留给“弄水轩”的是沉寂、疑惑和恐惧。京都纷争的风暴闯入了“独乐园”，这里成了忧患充塞的场所。他们忧虑不解的是：这股风是从哪个穴洞吹来的呢？
司马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脚步，喃喃作语地向弄水轩门口走着：
“还是景仁想得周到，来洛阳干什么？还是住在许昌好，还是住在许昌好啊……”
司马康急忙上前搀扶，被司马旦一手推开了。
司马光突然间也显得精神萎靡，脸显得更瘦更长了。在闭目长思之后，他开口道：
“康儿，叫吕直到这里来。”
司马康应诺离去。
范祖禹轻声宽慰司马光：
“老师不必甚虑，器之正直而机敏，会妥帖处置这件事的。谣言腿短，不会长久……”
司马光吁叹一声：
“淳甫，这突来的飞祸，真是辞不及防，只怕我确是衰老昏庸了。谣言可畏，畏在自身的不省不聪。几年来，我蛰居‘独乐园’，专意修书，对京都的一切，不问不闻，与朝廷重臣，都断绝了交往，天日昭昭，诬我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我不畏惧。我与尧夫（邵雍）；景仁等相聚相游，纯属友谊之交，既不议新法，也不谈朝政，心怀坦然，诬我在‘结党营私’，我也不畏惧。唯作《资治通鉴》一事，心存愧疚啊！自熙宁四年至今，已近五个年头，仍未全其功……”
司马光话语未了，老仆吕直闯进弄水轩，跪倒在司马光面前，伏地痛哭：
“秀才，我闯下大祸了，你捆绑我送官衙吧……”
司马光扶住吕直，也禁不住声音哽咽：
“莫哭，你的泪水使我无地自容啊！你我同庚，都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你比我勇敢，面对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你比我胆壮，敢于据理申辩。你比我有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
吕直的哭声更响了：
“秀才，我……”
司马光拍抚着吕直的肩头：
“莫哭了，为我再作一件大事吧……”
吕直不再哭泣，连连点头。
“为我制做一个‘警枕’……”
“警，警枕？”吕直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就是睡觉用的枕头。用圆木做，要圆、要光、要滑，我要在熟睡时翻身枕滚，落枕人醒。这样我就不会再睡懒觉了。”
吕直惊呆地瞪大了眼睛。
“康儿，从明天起，你把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送进钓鱼庵。我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每卷用三日删定，有事妨废延误者，早起晚睡以追补。请你们共同监督我！”
司马康泪水潸然而下。
范祖禹含泪摇头：
“老师年事已高，不可如此操劳……”
司马光高声道：
“我不是畏惧流言，我是怕鹈（夹鸟）之先鸣啊！圣命在身，能不日以继夜吗？史料浩瀚，能不分秒以争吗？刘恕道原，你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失去欢乐的‘独乐园’啊……”
第三天午后末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漾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它物以娱君实，唯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
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啄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着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绫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成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啄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啄，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啄“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啄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