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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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赏菊会”，是任妈今天午后提出的。她要借重阳赏菊之名，为明日清晨就要被贬出京的苏辙饯行。
苏轼感激地应允。
子由被贬居河南府洛阳的诏令发出半个多月来，全家都像掉了魂似地沉默度日。任妈暗暗流泪，弟媳史氏病犯卧床，孩子们似乎也知横祸临门，不再嬉戏打闹了。自己的内心何尝轻松？落一叶而知千秋，厄运也许会接踵而来。半个多月来，每日除了和子由以酒浇愁外，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想不进，以至忘却了明天子由就要离别。细心的任妈，你有一颗母亲般的心啊！
那篇离奇的《辨奸论》在人们乱哄哄地议论一通之后冷落了。可它产生的那种不可言状的后果，首先降落在子由的头上。也必将永远留在介甫的心上。这是伪造者的把戏呢？还是“父债子还”的报复？如果是前者，把戏决不会就此收场；如果是后者，报复将会更加残酷。
半个多月来，一个陌生的洛阳煎熬着全家人的心。按说，洛阳距京都只有几百里，家眷原是不必移动的。可贬滴之臣，无诏不许进京啊！家眷随行洛阳吗？可多病的史氏带着不满十岁的七个子女怎么过啊！即使史氏能负其劳，子由遭贬后的些微俸禄，也无力养活全家。任妈，你决定承担鞠养子由七个子女之辛苦，让史氏一人陪着子由前往洛阳，真是思造天地啊！
是啊，母亲般的任妈，你是因为今天御街上的礼乐喧空、菊香拂路的空前盛景而决意为子由也来个“赏菊”饯行的吧？这桌案上的菊花，是你亲手从自己的卧室搬来的；这桌案的菜肴，是你亲自下厨烹制的；这杯中的清酒，是你亲手斟满的，你以一颗母亲的大心，护伤着你倒霉的二郎和你这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壮而无用的大郎……
苏轼泪珠莹莹，双手捧杯，激动地向任妈敬酒：
“任妈操劳，大郎敬酒了……”
任妈打量着苏轼，慈祥地一笑，接过酒杯：
“大郎，记得你八岁时，老夫人教你读《后汉书》，书中有个叫范滂的年轻人，因反对时弊被皇上杀了头。临刑前，范滂与母亲告别，范母很刚强，宽慰儿子：‘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你读后询问老夫人：‘我长大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能赞许吗？’。老夫人当时是怎样回答你的，你还记得吗？”
苏轼忍泪回答：
“大郎记得。当时母亲说：‘你能为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母吗！’”
任妈尽杯而饮，笑着说：
“若老夫人健在，必不愿见大郎滴泪。”
苏轼拂袖拭泪，破涕强笑。
苏辙亦高举酒杯，作笑敬酒：
“任妈教诲，二郎铭记在心。你看，我不似大郎，我在笑啊！请任妈再饮一杯吧！”
任妈接过酒杯，自己却鼻酸泪滚。她急忙饮酒掩饰：
“还是二郎有志气，我心里高兴啊……”说着，顺手折得菊花两枝，说道：
“今日御街上热闹非凡，人们争向皇上和朝臣献花抛香。我现时为大郎、二郎簪花一枝，也不虚度这重阳节了……”
任妈把菊花簪在苏氏二兄弟的头上。
史氏和王闰之见此情景，忍不住扑在任妈的肩头痛哭出声。
任妈抚着史氏和王闰之凄怆地说：
“他哥俩笑了，你妯娌俩可倒哭了，唉，这年月，眼泪咋这么多啊！琵琶，劳你弹唱一曲，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个重阳节吧。”
琵琶应诺，挪动座椅，理弦寻思，片刻之后弄琴唱起苏轼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七年前写的。那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他赴陕西凤翔府就任签判之职。苏辙送至渑池而别。这首诗为答苏辙和韵而作：感人生之渺小，叹生命之短促，哀生活之坎坷，悲道路之崎岖。昔日悟通的一点人生哲理，今天竟成现实。
这首诗，琵琶十分熟悉。前几年在瓦肆学艺时，师傅曾教唱过，那时只闻“三苏”之名，欣慕苏轼诗文之美，不喻诗中深意，依句清歌而已。前几天，苏轼深夜徘徊于庭院梨树之下，望着苏辙寝室的烛窗，曾邀自己弹唱此诗，并讲解了写作此诗时的感受。此刻，她突然领悟了诗中的深意，胸中涌起万层波澜，眼前似乎看到一幅梦境般的无涯图景；茫茫雪原上，隐约可见一只飞鸿指爪的痕迹。这就是人生留给人间的印记吗？这隐约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的。
苏少公啊，你就是这样地要离开京都吗？
琵琶投入全部情感，曲调随着心音而流淌。
苏辙是牢记这首诗的。琵琶声情真挚地倾诉，引起他对逝去岁月的溯想。仁宗嘉祐元年，自己与兄长随着父亲进京应考，出潼关，至渑池，夜宿僧寺。老僧热情接待，飨以名茶素食。兄弟二人题诗于僧寺墙壁，以谢主人。六年之后，兄长赴凤翔府任职，自己送至渑池，再宿僧寺，而老僧已经故去，多了一座埋葬骨灰的新塔。当年题壁的诗句，已不复存在，连那堵墙壁也已坍倒了。这便是消失了的“雪泥鸿爪”啊！唉，佛门尚且如此，何况人间呢！明天清晨就要离开京都了，离开吧，京都除了这座庭院和这些难舍难离的亲人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庭院里的“秦岭玉”又在嘶鸣，凄厉的啸声在夜空回旋。
苏轼完全沉浸在琵琶的如泣如诉之中。琵琶响，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切动人、凄清婉转之音了。悠悠扬扬，仿佛一线不断的长丝，抽出自己心底言而未尽的幽思。音律之妙，神仙语啊！苏轼的心随着音律的婉转起伏，进入了十三年前的崤山山谷。仁宗嘉祐元年，漫天飞雪，山谷银白，父子三人出潼关，赴京都，在崤山山谷颠簸前行。骑的马匹累死了，只好改赁驴子。路途崎岖，山道弯弯，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疲累交加，连跛脚的驴子也饿得不停地叫喊！人生旅途，原是坎坷多舛。子由，今天我们所际遇的，不又是那般情景吗？
琵琶继续出神入化地弹唱着。她神情专注，泪珠莹莹，已沉浸在忘我之境。
宋代歌伎弹唱的习惯乃一歌三唱。有“开唱”、“精唱”、“收唱”之分。“开唱”传其略，“精唱”传其要，“收唱”传其神。如此目的，大约是为了听者能听清、听懂诗词内容和含意。曲调上不作变动，但高明的歌手，往往在“精唱”、“收唱”时稍作一些技巧上的处理，以期达到更佳效果。
琵琶在“收唱”中，由于心神激越，情怀壮烈，心之所往，力之所至，琴弦“铮”的一声，断了。
人们的思绪也随着琴音的灭绝，失落在无依的沉默中。
弦断声停，乃不祥之兆啊！
惨淡的烛光无力再跳。
案上的菊花垂首无息。
琵琶忽地以手掩面，泣咽出声……
此时，六十多岁的老门丁手执一束菊花，抱着一坛菊花酒走进客厅，笑吟吟地高声禀报：
“有位公子送来菊花一束，菊花酒一坛，说是为二郎送别饯行的！”
家人们被这突兀而来的花、酒惊愣了。任妈忙说：
“来的是哪位公子？快请进来！”
老门丁回道：
“那位公子不愿说出姓名，留下这束花和这坛菊花酒就离去了。”
苏轼接过花束，从中取出一张笺纸，迅忙展开，一首字迹工整的短诗呈现眼前：
人物竞纷华，
骊驹逐钿车。
此时松与柏，
不及道旁花。
笺纸上没有署名，苏轼急忙把笺纸交给苏辙，闭目猜想写诗的送花、送酒人……
苏辙看过诗句，仔细观看字迹，神情一振，脱口而道：
“司马君实？”
苏轼猛地睁开眼睛，高声喊道：
“是他！司马君实。‘人物竞纷华，骊驹逐钿车。此时松与柏，不及道旁花。’此诗简明老道，辛辣高洁，非司马君实无人能出！司马君实，师中之友，友中之师啊！”
众人惊喜。任妈合掌祈愿：
“司马光说话了，皇上也许能听的……”
“秦岭玉”又一声凄厉的长啸刺进门窗，久久不落，似乎在呼唤苏辙，已当贬途启程……
篇十一
司马光府邸书局
《离骚》的真谛是什么·司马光跳了出来，要把另一种声音喊给皇帝·王安石深夜来访·
司马光踏着初冬清晨的寒霜，焦躁不安地徘徊在书局前精巧玲珑的花园里。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向皇上禀奏，但一直犹豫不决。
花园内桃树、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尽，藤蔓已经枯萎，菊花败垂在枝头，唯有假山上那棵短松仍然郁郁葱葱地挺立着。
两个月前，参加“御驾赏菊”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叫儿子司马康送给苏辙一束菊花，一坛菊花酒和四句送别诗。这是他近时期中因激愤难捺唯一的一次感情流露。当然也是他心底对子由被贬离京不满的发泄，是对“御驾赏菊”奢侈靡费愤慨的呐喊。子由当年曾借试卷“对语切直”地抨击宫中“优笑无度”，几被黜名，而仁宗皇帝尚能容而优之。可今天呢？再没有第二个子由敢于逆鳞净谏了。他那是在用诗、酒、菊花呼唤第二个苏子由啊！
不过，在儿子司马康从苏府回来之前，他就有些后悔了。花束和酒，友谊之赠，问心无愧，那四句诗却属牢骚之作，是有愧于臣道的。唉，奢侈之风由来已久，皇上何尝不知？介甫何尝不晓？但在登上皇位、相位之后，就依时尚而忘却，以至甚于以往，且美以“需要”之名。可见是积重难返。自己捶胸顿足又有什么用处？再说，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就可以背着皇帝借着诗文说怪话吗？看来，一个人要时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属不易啊！他决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这两个月来，随着“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随着京外各种消息的传入，一股翻腾不羁的思潮澎湃起来，冲击着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闸门。沉默呢？谏奏呢？沉默是属守臣道，还是谏奏是属守臣道？痛苦的而强烈的责任心日夜不息地受着煎熬。
清晨的北风十分硬冷，司马光稀疏的胡须和长长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层白色，曲折幽径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脚步踏得纷乱。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着攸关家室性命和个人晚节的进退取舍。
“历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两只耳朵啊。一只耳朵听顺耳之言，以确立其自信；一只耳朵听逆耳之语，以匡正其缺失。在两种声音的杂错之中，放舟行船以达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这样的明君啊！
“历史上更为英明的帝王，除有两只耳朵外，还有两只有力的手。一只手指挥亲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韬略劈荆斩棘；一只手借重反对者的力量，保持头脑的清醒。化抗力为合力，以创建轰轰烈烈的业绩。秦皇汉武就是这样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了，单调、重复，声高而空洞，除了‘变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纵’。王安石实际已居宰辅之位，吕惠卿成了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学士院，连乍进京都的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皇上年轻而耳软，能经得起这不绝于耳的颂歌而不迷乱吗？西汉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颂扬声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吗？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谏官有几个是扰乱朝政的‘四凶’？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激烈偏颇，言过其实，弹劾介甫的‘十项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诛语如刀，是过份了，贬以罪责，尚可理喻。御史、谏官刘琦、钱（岂页）等人，虽哄而起之，其风不可长，但所谏朝政之弊，皆论之有据，即或沦于‘求全责备’，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为甚者，范纯仁何罪？苏子由何罪？范纯仁所谏，语不及‘变法’，言不及执政，仅以知谏院之职，对如此大量地贬逐御史、谏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这个四十二岁、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儿子，真的如其父所语，‘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许要一直贬到岭南海岛。苏子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在那圈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意见相左而遭嫌，便是因为那篇离奇的《辨奸论》而获罪了。前者是操权者心胸狭窄的荒唐，后者则是弄权者疑神疑鬼的荒诞。‘水清无鱼’，难道朝廷真的要成为一副嘴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归于这样一个‘一’吗？神仙也做不到啊！
“为臣者不为主忧，不诚也；忧而不语，不忠也。年轻的皇上啊，臣忧心如焚，不能不逆鳞而语了！”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