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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节

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0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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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崩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谍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篇四
  汴京·宣德楼前
  “献俘”与“大赦”,文治与武功相映相彰的辉煌·鹿阝建路飞马传送“塘报”的小校,力竭气绝于宣德楼·皇帝赵顼吐血了·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鹿阝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鹿阝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日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柞所率的五万经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鹿阝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百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寡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烟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思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鹿阝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鹿阝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鹿阝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寡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浩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月葛)、大理、大食、交趾、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搂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鼙、(马马)、篥、囗笛等送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绊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了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来的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人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懵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趾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趾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骛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子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三年来全国大部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每年赋税收入以五百万缗之数增加,在官府朝廷的谈论行文中,仍与“变法”相联系,真是欺天盗名之悲哀啊!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六百万缗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他眺望着眼前绚丽辉煌的情景,心境酸楚,默默叹息:休养生息,何其如此艰难?这倾家荡产的辉煌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王安礼侧耳倾听着蒲宗孟大声嚎出的每一句话,对没向他的沙石污水,不愤怒,也不计较,但那些哗众取宠的胡诌乱扯,却使他难以忍受。什么“献俘”?什么“大赦”?西夏未灭,战争来了,用得着这样张扬吗?什么“文治”?什么“武功”?攻取一座永乐城就算“武功”吗?千人艺伎歌舞一曲宰相王珪的《闻种谔米脂种大捷》就算“文治”吗?两军攻战,一胜一败都在变化之中,如果明天永乐城丧失呢……这些话现时是不能说了。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只怕后果是爬得高,摔得重啊。
  孙因此刻也在凭栏眺望,看着“献俘”安排,如同演戏,胸中怒火腾起。这叫“献俘阙门”吗?胜利之师未班,出征将帅未回,由几个禁卫宫廷的将校充任“献俘官”,简直是乱了朝制军规,而跪倒在阙门前的五百名战俘,连一个西夏的重要将领、执权大臣也没有,这不是逗着皇帝玩吗?再眺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前宏大的艺伎队伍,彩衣丽裙、花枝招展,更是怒火烧心:弄这些歌舞戏子干什么?“献俘”也要用歌舞消愁解忧吗?“大赦”也要歌舞唱和吗?肃穆庄重的军国大事,叫这些歌舞戏子一闹,国威军威不就化为乌有吗?他的目光突然停落广场底端五百名坐地数珠念佛的和尚身上,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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