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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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尔琢是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革命失败后，他发誓不铲除反动派绝不理发，因而蓄下了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和络腮胡子，军中人称“美髯公”。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再到会师井冈山，王尔琢亲自参予了对革命军队的创建和领导，深得广大红军官兵的拥戴。　

　　王尔琢牺牲的消息传开，红四军中一片痛哭之声。亲自率部前来接应主力的毛泽东闻讯，深感痛措。他连夜赶写了一副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留却工作谁承受？”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二十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并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一千九百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一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一个师抗衡。委派年轻的林彪任此重职，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希望。　

　　严格地说，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始，他才开始了和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跟”毛泽东的历史。王尔琢的倒下，换来了林彪的升起；王尔琢不死，林彪的历史或许是另外的写法。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