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传-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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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全中国人民今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和平的问题，而是真和平与假和平的问题以及以什么方式取得和平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今天所玩弄的“和平”，是在他们所发动的反革命的万恶的内战已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提出的。国民党反动派向无诚意，尽人皆知。两年零八个月以前，国民党不顾中共与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不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亲访重庆，不顾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再三警告，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已丧师约五百万，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溃败，在长江以南也已不可能组织什么战略性的战场，他们已没有大的力量进行大的战争了。国民党必败，这是我们早已肯定了的……
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是人民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就是说，必须全部实现毛主席八项条件，必须彻底摧毁反动势力，必须交出政权，必须改编所有反动军队。这样的和平，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在与全国人民密切联系的条件下，有完全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期内扫平全国一切反动派，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条件。但是，为了减少战争的破坏，尽量保存人民的人力物力，我们正在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这一方法的成功榜样。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
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
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个“华中王”和“华南王”也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六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沙（市）。
汉浔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赶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日，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二十五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兜抄。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急窜。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
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
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步深入湘南即衡州以南作战；第二步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
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浔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十五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之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我军南下进程。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时间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员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烧又拉。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
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路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狭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四十八次，人们称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
南方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
“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气恼。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他。
8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8月4日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
从5月到8月，四野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浔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轸、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怅惘不已。
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即战术包围）的部署，而桂军长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战略方针，遂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
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在敌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也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拔营起寨。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毛泽东发现了他们共同的毛病，即明于微而昧于巨，专心于战术较量而忽略了战略制胜。
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
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援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疑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歼灭。
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
军事家运筹帷幄的方式差别极大，各野战军指挥部的气氛也各不相同。动静最大的一野指挥部，无论何时都能听见彭德怀旱雷般的声音，从指挥人员到机要参谋都显得紧张严肃。相比之下，二野的指挥部则平和得多，刘伯承、邓小平两人都是举重若轻的性格，加上合作十余年，做到了心领神会，水乳交融，手下的参谋也都成竹在胸，有条不紊。三野指挥部总是笑声不断，陈毅妙语连珠的俏皮话层出不穷，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粟裕都忍不住开怀大笑。最神秘、最安静地要数四野指挥部。一位随军记者反复央求参观四野指挥部，参观后大惑不解，他在报道中写道：“人们难得看见前线最高司令员——林彪那白皙清瘦的面庞，他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了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那无言地图，一坐就是一天。”
足不出户而能算无遗策，这就是林彪的神奇之处。
林彪蛰伏斗室，还有伤病的原因。经过四年多的战争岁月，在指挥数十次重要的战役之后，林彪身体日渐虚弱，肺部创伤再度发炎，中枢神经衰弱。进山海关时，他还能在吉普车上昼夜兼程，渡过长江之后，他连马都不能骑了，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指挥打仗。中央几次要他休养，但是，强烈的复仇欲望和军人的好胜心驱使他强撑病体。林彪下决心要干净、彻底地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