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6-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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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十一月二十日。
〔１〕 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
参看本书《后记》。
〔２〕 陀思妥夫斯基 参看本卷第７０页注〔１１〕。
〔３〕 但丁（Ｄａｎｔｅ Ａｌｉｇｈｉèｒｉ，１２６５—１３２１） 意大利诗人，《神曲》是他的代表作，通过作者在阴间游历的幻想，揭露了中世纪贵族和教会的罪恶。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炼狱”又译作“净界”，天主教传说，是人死后入天国前洗净生前罪孽的地方。
〔４〕 伦勃罗梭（ＣD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 意大利精神病学？撸淌氯死嘌傻拇怼Ｖ小短觳怕邸贰ⅰ斗缸镎呗邸返仁椤Ｋ衔胺缸铩笔亲杂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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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１〕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２〕，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３〕，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４〕，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５〕，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
〔１〕 本篇最初印入《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改题《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五十八人的书信二一九封。
〔２〕 “匆匆不暇草书” 《晋书。卫恒传》载：“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弘农张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按张伯英名芝，后汉人，善草书，人称草圣。
〔３〕 王尔德的自述 指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即《狱中记》。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将这信交给好友罗伯特。罗斯。罗斯于王尔德死后曾将它删节发表，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由王尔德的次子维维安。霍兰初次将它全文发表。
〔４〕 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 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 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
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二十九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三份打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各该国文字出版。
〔５〕 叔本华（ＡD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 德国哲学？遥ㄒ庵韭壅摺ｈ笪模庞《鹊奈淖帧？
杂谈小品文〔１〕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２〕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３〕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福。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４〕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５〕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６〕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Ｋ渌凳阈？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７〕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８〕，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
，“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９〕数等了。
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１０〕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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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 《老子》 又名《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全文五千余字。
〔３〕 小乘 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
〔４〕 《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故称“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引录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谊的《吊屈原赋》、《服赋》。
〔５〕 “江湖派” 南宋末年的诗人陈起（在杭州开设书铺）曾编刻《江湖集》，收南宋末年的文人隐士和宋亡后的遗民戴复古、刘过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后被称作江湖派。
《江湖集》原有前集、后集、续集；现在所见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和《江湖后集》
（二十四卷），共收作者一一一人，已非原本。
〔６〕 “抒写性灵” 当时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袁中郎、清代袁枚等人“抒写性灵”的作品。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的《论文（下）》中说：“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
〔７〕 “天马行空” 林语堂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论文（上）》中说：“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
〔８〕 “悖谬” 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９〕 鸳鸯蝴蝶派 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以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迎合小市民趣味，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１０〕 翻印所谓“珍本” 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前者由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后者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编印，中央书局发行。
“题未定”草〔１〕
六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