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3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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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我的嫉妒心故态复萌。只有圣卢一走我才会放下心来。他也感到遗憾，强制着自己，没有我的召唤，绝不来巴尔贝克。想当初，德·盖尔芒特夫人同他一起度过的时刻，我是多么羡慕，我往拄不惜代价要看到他！人人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我们关系的位置。人们在不知不觉地然而也是永恒不休地前进着，可我们常常看他们一成不变，观察的时间太短了，以致带动他们前进的运动难以被发觉。但是，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记忆里，选择他们的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是他们在不同的然而是比较接近的时刻留下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至少变化不明显，但这两个形象的差异却可以衡量出他们对我们冷热亲疏关系的位移。他对我谈到维尔迪兰一家时令我惶惶不安，唯恐他对我提出请求，也要在维尔迪兰家作客，这一点就足以把我同阿尔贝蒂娜一起在那儿尝到的全部欢乐搅得一塌糊涂，因为我妒忌，我总感到妒火在不断燃烧。不过，谢天谢地，罗贝明确告诉我，与我的担心恰恰相反，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去结识他们。“不，”他对我说道，“我觉得这种教权主义的圈子讨厌极了。”开始，我不理解修饰维尔迪兰家的形容词“教权主义的”是什么意思，但圣卢句末画龙点睛，令我茅塞顿开，遣词造句奇特，是聪明才子惯用的手法，每每叫人惊诧莫名。
“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对我说，“大家拉帮结伙，抱成一团。你不要对我说那不是一个小宗派；对圈子里的人甜如蜜，对圈子外的人则冷若冰霜。问题不在于象哈姆雷特，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而在于是不是属于这个宗派里的人。你是小圈子的人，我舅舅夏吕斯也是小圈子里的人。你要怎么样？我呀，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一套，这不是我的过错。”
当然，我把强加给圣卢的未经我的招呼不许来见我的清规戒律，索性推而广之，在拉斯普利埃，在费代纳，在蒙舒凡以及其它地方，不论是什么人，凡我与之逐渐有所交往的人，我都严明我这条清规戒律；但当我从饭店楼上看见三点钟通过的火车拖着滚滚的烟雾，在巴维尔的深崖峡谷里，留下痴滞的云缕。在郁郁苍苍的半山坡上久久流连忘返，我便毫不迟疑，欢迎即将来同我一起品尝点心的客人，客人此时仍对我捉着迷藏，仙游于这片缥缈的云带里。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客人，是事先得到我的应允才来的，而差不多每次都不是萨尼埃特，我每每后悔不迭。然而，萨尼埃特是存心惹人不愉快的（如果不是来讲故事而是来作客那就更令人扫兴了），虽则他比许许多多其他人更有文化，更聪明，为人也更好，但同他在一起，似乎非但毫无欢乐可言，而且，除了消沉之外，什么也得不着，弄得您一个下午都感到败兴。也许，如果萨尼埃特坦率承认，他担心给人造成苦恼，人们也就大可不必害怕他的来访了。烦恼，在人们堪忍的种种毛病里，不过是最不严重的一种毛病，他的烦恼兴许只存在于别人的想象之中，或许是受到别人的启示方才受到感染，这种启示能对他的朴实发生影响。但他极力不让人看出无人理他，以致不敢自举自荐。诚然，他不象有些人那样应酬自有道理，那些人在公共场合，总爱逢人就行举帽礼，要是他们久违了您，突然在一家门厅里发现您同他们不认识的显贵们在一起，他们便会冷不防向您抛一声响亮的问好，却又连忙道歉不迭，千万别对他们的高兴和激动见怪，久别重逢，发现您欣然续旧，气色甚佳，难免喜出望外，等等。然而，萨尼埃特却相反，他太缺乏胆量。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或者在窄轨火车里，要是他不怕打扰我，他本来可以对我说，他很愿意来巴尔贝克看我。这样的提议不会吓坏我的。可他偏不这么说，他什么也不主动对我提出，可是，却愁着眉苦着脸，目光坚不可摧，与烧在瓷器中的釉彩无异，不过，在他的目光里，有一种急于见您的迫切愿望——除非他找到一位更有意思的人——可又掺和着不让人发现自己有迫切见人的愿望的意志，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晓得这些天您干些什么吗？因为我可能要去巴尔贝克一带。不过，不，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随便问问您。”这种神色骗不了人，而那些反话的符号，我们可以反其意而用之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其实一目了然，人们不由寻思，怎么还会有这种人说类似下面的话：“我到处受到邀请，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们没有受到邀请的事实。而且，更有甚者，这无所谓的神色，可能由于在其混杂的成分里掺合进口是心非的意志，给您招惹来的难受，就远非害怕烦恼或直截了当的想见您的愿望所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说，那难受，那厌恶，属于普通社会礼貌关系的范畴，相当于在爱情方面，一位恋人向一个不爱他的女士提出了一个伪装的建议，说什么第二天去看她，却又马上改口，说什么他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甚至不一定坚持刚才的建议，却保持着假冷淡的态度。顿时，有一种我莫名其妙的东西从萨尼埃特其人处流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和颜悦色地回答他道：“不，可惜，这个星期，我改日向您解释……”于是我便让别人来此地，他们虽然远不如他的身价高，但也没有他那忧心忡忡的目光，也没有他那苦涩百结的嘴巴，他心里倒想走东家串西家，但每次登门拜访人家，总是哑着嘴不说话。糟糕的是，萨尼埃特在小火车上很少不遇见来看我的客人，而客人在维尔迪兰家又很少不对我说：“别忘了，星期四我要去看您，”也恰好是那一天，我告诉萨尼埃特我没有空。因此，他最终把生活想象成为充满了背着他故意策划的玩笑，即使不是故意与他作对的话。另一方面，人们岂能始终一成不变，过分谨小慎微便会变为病态的冒冒失失。那次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未经我的允许不速而至来看我，正好有一封信，我不知道是谁寄的，撂在桌子上。过一会儿，我发现他听我说话时心不在焉。那封信，他全然不知道来历，竟使他着了迷，我老觉得他那一双象上了釉似的眼珠子就要脱离自己的运行轨道投向那封什么信上，眼看着那封信正被他的好奇心磁化着。犹如一只老鹰见蛇就扑过去。他实在忍耐不住了，便先给信换了个位置，好象帮我整理房间似的。他觉得这样仍不过瘾，于是拿起信，翻过来，掉过去，好象机械手的动作。他冒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一旦拴在您身上，他就走不了了。因为那一天我很难受，我请他乘下班火车，再过半小时就动身。他不怀疑我身体难受，但却回答我说：“我要待一小时一刻钟，过后我就动身。”此后，我感到内疚，因为每次我都可以叫他来作客，但却没有这样做。谁晓得呢？也许，即使我消除了他的厄运，别人也会邀请他，他也会立即改换门庭弃我而去，使我的邀请达到双份好处，一则给他以欢乐，二则我也摆脱了他的纠缠。
我接待客人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然不等人来访了，小车又来接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当我们回店时，埃梅站在饭店的第一道台阶上，抑制不住眼红、眼热而且眼馋起来，看着我给司机多少小费。纵然我紧紧地握住手，也没能掩盖住严封在手心里的硬币或纸币，埃梅的眼力掰开了我的手掌。转眼间，他转过头去，因为他为人谨慎，有教养，甚至知足于小恩小惠。不过，钱落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会激起他内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引出他满口垂涎。就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神情，简直象一个在读儒尔·凡尔纳的小说的孩子，全神贯注，入了迷着了魔，抑或象一位晚宴上的食客，就在一家饭店里，坐在离您不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为您切野鸡肉，可他却没有能力或愿意也要一份，于是便暂时把他严肃的思想抛开，目光死死盯住那只野禽，这样贪婪的目光，只有爱情和妒意使之微笑。
就这样，一天天接连坐车外出兜风。不过，有一次，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司机对我说：“那位先生来过了，他留下一个口信让我转告您。”司机对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发颤，冲着我咳嗽，溅了我一脸唾沫星子。“我伤风厉害！”他接着说，好象我自己看不出来似的。“大夫说我是百日咳，”说着，他又冲着我咳嗽啐唾沫。“您别说话累了身子，”我态度和善地对他说，这种神态是装出来的。我害怕染上百日咳，万一得了这种病，再加上我容易气闷，那可要我的命了。但他反炫耀起来，象一位不愿意戴病号帽子的强者，嘴仍不停地说着，唾啐着。“没事，没关系，”他说（对您可能没关系，我想，但对我可有关系）。“再说我马上就要进巴黎了”（好极了，但愿他走之前别把百日咳传染给我）。“听说，”他又接上茬，“巴黎漂亮极了，比这里，比蒙特卡洛都漂亮得多，尽管有一些跑堂的，甚至顾客，还有领班，他们都去蒙特卡洛度假，他们常对我说，巴黎比不上蒙特卡洛漂亮。他们可能弄错了，可是，作为领班，他不应该是一个笨蛋；要掌握所有的定单，保证客饭供应，得有头脑才行！人家告诉我，这比写戏写书还厉害呢。”眼看着就要到我住的那层楼了，可司机又把我降到底层，因为他觉得按钮不灵，可转眼他又弄好了。我对他说，我宁可爬楼梯上去，其实就是不好说出口，我不想得百日咳。但司机在一阵传染性的然而又是友好的咳嗽中，一把重新将我推进电梯。“再也不会出毛病了，现在，我弄好了按钮。”看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急于想知道来访客人的姓名和他留下的话，在他比较巴尔贝克、巴黎和蒙特卡洛究竟谁美的当儿，我对他说（好象一个唱邦雅曼·戈达的男高音歌唱家使您听腻烦了，您就对他说：还是给我唱一段德彪西吧）：“到底谁来看我了？”“就是昨天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我去取一下他的名片，就在我的门房里。”因为，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去找阿尔贝蒂娜之前，曾把罗贝·德·圣卢送到东锡埃尔车站，我以为电梯司机讲的是圣卢，但实际上是汽车司机。由于他用了这样的字眼来指司机：“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他就同时告诉了我，一个工人同样也是先生，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是先生。上了一堂词汇课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从来不分等级。若说我听到有人把一个汽车司机称着先生感到奇怪，就象获得封号才八天的X伯爵听到我对他说：“公爵夫人好象累了”，使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的到底是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还缺乏尊称的习惯；我从来不区分工人、资产者和贵族，我兴许会毫不在乎地把他们彼此都当作朋友看待。我对工人有一种偏爱，其次是贵族，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知道，人们可以要求贵族对工人要有礼貌，比从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还多，或者说，贵族不象资产者那样鄙视工人，抑或因为贵族对谁都愿意彬彬有礼，犹如美丽的女人欣然施笑，因为她们知道一笑讨千欢。我把老百姓与上流社会人士平等看待的态度虽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但我还不能说，反过来会总让我母亲完全满意。并不是说她在人道上把人作若干区分，只要弗朗索瓦丝心情不快或身有病痛，总会受到妈妈的安慰和照料，论情意论信赖不亚于对她最好的朋友。但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很难不社会性地接受等级的存在。贡布雷家族的人徒然有胆有识，欢迎人类平等最漂亮的理论，当一个家奴争取解放时，他公然开口用“您”相称，而且，不知不觉地，跟我说话再不用第三人称了，我母亲对这种私自改变尊称的行为极为不满，与圣西门在《回忆录》里的描写无异，每次，当一位老爷，他本无这等权利，却抓住个一借口，在一份经过公证的文件上取得了“殿下”的尊称时，或者他抓住一个借口，可以不还给公爵所欠或拖避的租债并逐渐据为己有时，这种不满便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贡布雷精神”，需要几个世纪的善良（我母亲的善良是无限的）和平等理论的宣传，才能使之解体。我不敢说，在我母亲的头脑里，某些“贡布雷精神”是可以冰消雪化的。他怎么也伸不出手让家奴一吻，却心甘情愿给他十个法郎（何况，十个法郎更令家奴高兴）。在她看来，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主人就是主人，而仆人则只配在厨房里吃饭的人。当她发现一位汽车司机竟同我一起在饭厅里吃晚餐，她就不太满意了，于是对我说：“我觉得，交朋友哪个不比司机好，”犹如，若是关系到婚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