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3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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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自己的在先权，最好莫过于谢绝让座。因而他嚷了起来：“可是怎么回事！请别客气！呀呀！”这种强烈而诡谲的抗议口气颇有“盖尔芒特”大家气派，加上命令式的、没有用的、亲切的动作，就更锋芒毕露了，而德·夏吕斯先生正是用的这套动作，把自己的双手搭在德·康布尔梅先生的肩上，好象强逼他重新坐下，其实他本来没有站起来。“啊！瞧瞧，我亲爱的，”男爵加重语气说，“就缺少这一套了！没有道理嘛！这年头，大家把这一套留给了血统亲王们去了。”对于他们的府邸，我没有表示多大的热情，既没有感动维尔迪兰夫人，也没有激动康布尔梅夫妇。因为，面对他们向我指点的美妙之处，面对他们激发我隐约回忆的美好东西，我漠然无动于衷；甚至有几回，我向他们直言不讳，承认我感到失望，这里的地名曾引起我浮想联翩，可我却找不到名副其实的东西。我气恼了德·康布尔梅夫人，因为我对她说，我觉得这儿倒好象是在乡下。相反，从门口吹来的穿堂风味却令我闻风驻足。“我看您喜欢气流，”他们对我说道。一块窗玻璃坏了，用一声绿色金丝光亮塔府绸封上，我对这块布赞美了一番，可也没取得更大的成功。“多可恶！”侯爵夫人叫了起来。更糟糕的是，我说：“我最大的欢乐是我来的那阵子。当我听到我的脚步在走廊里回响的时候，我弄不清是否进入村政府的哪个办公室，上面挂着边区地图，我以为进入了穷乡僻壤哩。”这一回，德·康布尔梅夫人断然转过脸去。“您并不觉得这一切安排得太糟吧？”她丈夫爱怜地问她，体贴关怀之情就好象是他得知妻子怎么受得了一次悲惨的对待。“有漂亮的东西嘛。”就好比说，您在别人家里受到人家的排挤，恶意顿生，当可靠的好恶定规框不住公平的界限，就会觉得人家家里人和房子一无是处：“是的，但它们放的不是地行。而且，以得那么漂亮，原来就这样子呀？”“您已经看到了，”德·康布尔梅先生说，伤心中含有几分坚定，“有几幅儒伊的画都露出了线头，还有沙龙里那些破烂的东西！”“还有这块大玫瑰花布，就象乡下婆娘的盖脚布，”德·康布尔梅夫人说，她那完全用于装璜门面的文化堪称理想主义哲学，印象主义绘画和德彪西音乐。她不仅仅图奢华的美名，而且图情趣的雅号，她又说：“他们竟挂上了小窗帘！风格乱了套！您有什么办法！这些人呀，他们不懂，他们是从哪儿学来的呀？可能是些歇业的大商人。这对他们已经不坏了。“那副烛台我看挺漂亮的，”侯爵说，人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他把烛台排除在外，同样，每当人们谈到教堂，无论是夏尔特尔大教堂，雷姆斯大教堂，阿米安大教堂，抑或是巴尔贝克教堂，他总是不可避免地争着赞美的，也不外乎是：“管风琴的外观，布道台和仁慈的事业。”“至于花园，就甭提它了，”德·康布尔梅夫人说。“大刹风景了。不过是些歪歪扭扭延伸的小道。”
我趁维尔迪兰夫人请咖啡之机，看了一眼德·康布尔梅先生交给我的那封信，信中他母亲请我去赴晚宴。寥寥数语，书法却颇有个性，此后我一看便能从别的字迹中将它辨认出宋，大可不必求助于特别假设技术，就好比画家，用不着按秘方制造出来的稀有颜料来表现自己别出心裁的想象。即使是一个残疾人，因受过冲击而患了失写症，落得个看字如看画，读也读不懂的地步，他也会明白，德·康布尔梅夫人是属于一个古老家族的人，热心于文学和艺术的家族文化给贵族传统吹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他也可以猜想出侯爵夫人大致在哪个年头学会写字并同时学会演奏肖邦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富有教养的人们都遵循讲客套的准则，遵循说话连用三个形容词的准则。一个赞美的形容词对她是不够用的，她又紧跟着用了第二个（破折号之后），然后再接第三个（破折号之后）。但是，与众不同的是，在德·康布尔梅的便笺中，接连三个修饰语不是层层渐强，而是层层“渐弱”。德·康布尔梅夫人在第一封信里对我说，她看到了圣卢，对他的“独一无二的——难能可贵的——实实在在的”品质从来没有如此推崇过，还说，他可能要同他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爱上儿媳的那位朋友）再来，又说，如果我愿意来费代纳吃晚饭，有他们没他们在场都行，她将感到“欢欣——高兴——满意”。也许是因为在她脑海里，想象的肥沃和词汇的丰富与好客之心不相称，这位贵夫人好一赞三叹，一次比一次无力，二叹三叹竟成了一叹渐弱的回音。只要再有第四个形容词，原来的好客之心恐怕就荡然无存了。末了，想来一个言简意赅，这就不可能不在家族里甚至在关系圈子内产生深刻的印象，德·康布尔梅夫人养成了一种习惯，好以“真正的”一词取代“真诚的”的一语，因为真诚最终都有“假意”的样子。为了充分表达实际上是真诚的某种东西，她往往打破传统的词汇搭配，按照惯例，“真正的”本应放在名词之前，可她却大胆地放在名词之后。她的信每每这样收笔：“请相信我的友谊真正的。”“请相信我的热情真正的。”糟糕的是，如此这般弄成了固定的格式，以至于，这种故作坦率反给人予虚假礼貌的印象，比旧套语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们不再去扣旧套话的含义了。况且，我读信受到了干扰，传来模模糊糊的交谈声，其中德·夏吕斯先生的高嗓门威镇四座，他抓住自己的话题不放，对康布尔梅先生说：“您要让我坐到您的座位上，使我想起了一位先生，他今天早上寄来一封信，简直象贺信：“‘德·夏吕斯男爵殿下启’，信的抬头是：‘爵爷’。”“说实在的，您的通信人有点言过其实，”德·康布尔梅先生回答道，审慎地大笑一声。德·夏吕斯先生把他逗笑了；可却不与他分享笑声。“但实质上，我亲爱的，”德·夏吕斯先生说，“请您注意，从文章上看，正是他说了实话；我不涉及任何人的问题，您想对吧。我说这事，就好象涉及另外一个人似的。但您有什么办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对历史无可奈何，又不由我们来修改历史。我姑且不跟您提威廉皇帝他，在基尔，一个劲地封我为‘爵爷’。我听说，他对所有的法国公爵都这么称呼，这是过分了，但这也许很简单，是一种超越我们头上对准法兰西的微妙的关注。”“微妙而且多少是诚挚的，”德·康布尔梅先生说。“啊！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您注意到了吧，从我个人讲，一位最末位的贵族象这个霍亨索伦，而且又是个新教徒，他剥夺了我侄辈王汉诺威，象他这样是不会让我高兴的，”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似乎在他心目中汉诺威比阿尔萨斯—洛林更重要。“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倾向，皇帝诚心实意想与我们亲善。傻瓜们才会对您说，他是一个逢场作戏的皇帝。相反，他聪明绝顶。他不懂绘画，强迫丘迪先生从国家博物馆中撤走埃尔斯蒂尔的作品。但路易十四不喜欢荷兰画师，却也爱好富丽堂皇，到底还是一位伟大的君主。还有威廉二世，从陆、海军方面看，他武装了自己的国家，可路易十四没这么干，我希望他的统治绝不会重蹈覆辙，如今俗称太阳王的那位君主的统治就因屡遭挫折而在末期黯然失色了。依我所见，共和国犯了一大过错，拒绝了霍亨索伦的好意，或只在礼尚往来上斤斤计较。他对此了若指掌，并以他特有的表达天才说道：‘联之所欲，握手也，非举帽也。’作为人，他是卑鄙的；他抛弃、出卖、否认心腹密友，将他们打入冷宫，他自己不动声色，朋友们却有苦难言，”德·夏吕斯先生继续说道，口若悬河，舌尖一滑扯到奥伊伦堡事件①上来了，想起了一位居庙堂之高的被告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难道皇帝相信我们这样的精明，竟敢同意打这样一场官司吗！不过，再说，他相信我们的审慎态度却没有错。一旦上了断头台，我们也许都不张口了。”“况且，所有这些与我想说的意思毫不相干，我想说的是，在德国，我们这些附属国的亲王，只是杜希劳希特徒有虚名而已，而在法国，我们的‘殿下’地位得到公开的承认。圣西门声称是我们滥用了这一头衔，这点他是大错特错了。他举的理由，说什么路易十四有令，禁止叫他虔诚基督王，命令我们称他国王就行了，这不过表明我们是从属于他的，而丝毫不证明，我们没有亲王的身份。如若不然，早就应否认洛林公爵和许许多多其他人的这一身份了！何况，我们许多头衔皆出自洛林家族，由我的曾祖母德雷丝·德·埃斯比诺瓦封的，她是德·戈梅西少爷的女儿。”德·夏吕斯先生发觉莫雷尔在听他讲话，益发洋洋得意，索性借题发挥开来。“我让我兄弟注意，我们家族的小传不该列在《哥达》①的第三部分，而应该列在第二部分，且不说在第一部分，”他只管吹，却不晓得莫雷尔竟不知《哥达》是什么东西。“但这恰恰与他有关，他是我的长兄，既然他觉得这样蛮好，既然他置之不理，我只好闭上眼睛了。”
①德良威廉二世身边有两个奥伊伦堡。一个是菲利浦·奥伊伦堡（1847—1921），德国外交家，威廉二世的密友和顾问。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他成为德皇最有影响的顾问。1894年拒绝就任首相，遂任驻维也纳大使。另一个是波托·奥伊伦堡（1831—1912），他担当普鲁士总理时与帝国首相卡普里维伯爵发生冲突，卡普里维伯爵试图放宽普鲁士选举权，而总理则要求帝国立法，反对社会民主党，并劝说威廉二世限制国会议员的普选制。1894年，德皇以突然将两人同时免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布里肖先生很让我感兴趣，”我对正向我走来的维尔迪兰夫人说，连忙将德·康布尔梅夫人的信塞进了口袋。“他是一个学问家，又是一个大好人，”她冷冷地回答我说。“他显然缺乏创新精神和欣赏情趣，可他记忆力惊人。大家刚才谈到今晚在座诸位的‘祖宗’，就是移民了，说他们什么也忘不了。但他们至少有托辞，”她说，借了斯万的一句话为她所用，“他们什么也没学到。可布里肖什么都知道，吃饭时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扔过来一摞一摞大辞典。我想，您再也不会一无所知某城某村的地名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维尔迪兰夫人说话时，我正寻思我准备问地点什么事情，可一下子又记不起到底想说什么事。“我肯定您是在谈布里肖。嗯，唱喜鹅啦，弗雷西内啦，他可什么也没饶过您。我刚才看着您，我的小老板娘。”“我早就看到您了，我差一点要喊起来。”我今天说不好维尔迪兰夫人那天晚上是如何穿着打扮的。也许，当时，我并无更多印象，因为我没有观察的头脑。但是，我感到她的衣着并非不讲究，我便对她说了一番客气话，少不了赞美几句。她同差不多所有的女人一样，以为人家对她们说的恭维话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以为这是人家公正地必然会作出的一种裁决，就好象是在评论一件不属于任何人的艺术品似的。
①即《哥达家谱》，列有欧洲名门望族的家谱。
于是她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自豪而天真的问题：“这您喜欢吗？”她问得一本正经，弄得我因虚伪而脸红。“你们在谈唱喜鹊吧，我打包票，”维尔迪兰先生说着，向我走来。我老想着我那绿色的丝光塔府绸和一种木头的味道，我万万没有注意到，布里肖罗列的词源，反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柄。赋予事物价值的印象，在我看来颇为重要，但其他人或者不说出口，或者无意中搁到脑后，以为微不足道，因此，我即使能向别人表达这些印象，也不会被别人所理解，或者说很可能受到人们的冷落，这些印象我全然利用不得，弄得不好还会招致麻烦，在维尔迪兰夫人眼里我被看成了大傻瓜，她看我“器重”布里肖，就象我已经向德·盖尔芒特夫人表明过的那样，因为我在德·阿巴雄夫人家里感到惬意。然而，对布里肖来说，则有另一番道理。我不是小圈子里的人。而凡是小圈子里的，社交界的也好，政界的也罢，文学界也行，人们约定俗成，总是容易得出奇，可以在一次交谈中，在一篇正式讲话里，在一篇小说或在一首诗歌里，发现到诚实的读者根本无法想象能从中看出的种种名堂。多少回，我遇到这样的情况，读着一个善于辞令、颇见老朽的院士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一时激动起来，情不自禁要对布洛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写得多精彩！”可我还来不及张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