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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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①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象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犯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②，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③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④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作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作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⑤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象她看见圣卢从宾格⑥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①儒贝（1754—1824），法国道学家，他的《书信集》以文体和思想的简炼而著称。
②法语中，“棺罩”（一般是黑纱）和古代天主教婚礼上新郎新娘罩在头上的“纱巾”是同一个字。引棺索是牵引灵柩的大绳，系在棺罩的两端。
③卡里埃（1849—1906），法国画家。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
④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木器匠，是国王和王室最重要的家具供货人。
⑤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即被许给圣母的孩子，可以得到圣母的保佑。
⑥宾格（1838—1905），法国收藏家。是新艺术风格的鼓动者。
不管怎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听到的那些故事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和我在山楂树前或在品尝马德莱娜甜点心时可能产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暂时加入我的躯体，但仅仅是肉体上的占有，似乎迫不及待地（群体地，而不是个体地）想离开我。我在马车上焦躁不安，就象是古希腊的一个女预言家。我盼望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可以变成X亲王或德·盖尔芒特夫人，把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而现在，我跃跃欲试，微微颤动嘴唇，模糊不清地讲着故事，思想被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离心力拉走，我想把它拉回来，但白费力气。尽管我大声自言自语，以解无人同我说话之闷，但我仍然焦躁不安，如坐针毡，觉得独自一人再无法承爱这些故事的压力了，就在这种心情下，我按响了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门铃。一个仆人把我带进客厅。我在等待的时候，心里一直在自言自语，重复着我要对德·夏吕斯先生讲的活，至于他要对我说什么，我几乎想都没有想。我心神不安，因此根本没有注意客厅的摆设。我多么需要德·夏吕斯先生听我讲那些故事，因此当我想到主人也许已经睡觉，我也许得回家独自平息这想说话的狂热时，我顿然如冷水浇头，嗒然若丧。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已等了二十五分钟，人家可能把我忘了。可是，尽管我在客厅里呆了很久，却对它毫无印象，就知道它很大，暗绿色，有几张画像。渴望讲话的想法不仅妨碍了听，也妨碍了看，因此，对外界不作任何描写，就是对内心状态的最好描写。我正要离开客厅，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如若找不到，我就设法找到通往前厅的路，叫人给我开门：我刚站起来，在拼花地板上没走几步，就见一个仆人神色不安地走进来：“男爵先生一直有客人，”他对我说，“都是事先约好的，还有好几个人在等他呢。我尽量让他接见先生，我给秘书打过两次电话了。”
“不必麻烦了。我同男爵是事先约好的，但时间太晚了，既然他今晚上很忙，我改天再来。”
“噢！不，先生别走，”男仆大声说，“男爵先生会不高兴的。我再去试试。”
我想起曾听人谈起过德·夏吕斯先生的仆人，说他们对主子忠心耿耿。虽然不能完全说他和孔蒂亲王一样，不仅想讨好部长，而且想讨好仆人，但他却善于把要仆人做事当作一种恩宠吩咐下去：晚上，仆人们聚集在他身边，但离他有一段距离，他挨个儿地把他们扫视一遍，然后吩咐：“瓜涅，蜡烛！”或者“迪克雷，衬衣！”这时，其他仆人就会咕咕哝哝地退下去，对那个受到主人宠爱的幸运儿不胜羡慕。而那两个仆人彼此憎恨，都想夺走对方所受的恩宠，如果男爵上楼比平时早，他们就找个诸如送信之类的借口上楼去，拿蜡烛的那个希望今晚上能拿衬衣，拿衬衣的那位希望能拿蜡烛。如果男爵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一句与差事无关的话，尤其象冬天在花园里，如果他知道他的一个车夫患感冒，十分钟后对他说：“把帽子戴上”，那么，其他人就会嫉妒这个受宠的车夫，半个月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我又等了十分钟，才被带去见男爵先生。我被告知不能呆得很久，因为男爵先生刚把好几个天前就约好的重要人物送走，已很疲劳。我心想，德·夏吕斯先生精心导演的这场戏，有点装腔作势，相反，他哥哥盖尔芒特公爵却于朴实之中见高贵。正想着，门打开了，我看见男爵穿着中国式睡衣，露着脖子，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与此同时，我吃惊地看到，在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有“八道闪光”的丝织礼帽，还有一件皮大衣，好象男爵出门刚回来。男仆退下了。我以为德·夏吕斯先生会站起来迎接我。谁知他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我。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但他没有同我握手，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没有请我拿椅子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就象问一个缺乏教养的医生那样，问他有没有必要让我这样老站着。我这样问并无恶意，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憋着的那股怒气似乎变得更明显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习惯：当他在城里或在乡下的夏吕斯城堡设宴招待客人时，总喜欢模仿他国王：晚饭后躺在吸烟室的一张安乐椅上，让他的客人站在他身边。让这个人给他递火，向那个人敬一根雪茄，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喂，阿让古尔，您坐呀，亲爱的，拿一张椅子坐下，”等等。他坚持让他的客人多站一会儿，无非是想向他们表示，没有他的允许，他们不能坐下。“您坐到那张路易十四式椅子上去，”他以命令的口吻回答我，与其说在叫我坐下，不如说在强迫我离开他远一些。我在离他不远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哼！这叫路易十四式椅子呀！亏您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他用嘲笑的口吻嚷道。我目瞪口呆，没有动弹，既没有象我应该做的那样扬长而去，也没有象他要我做的那样换一张椅子。“先生，”他字斟句酌，说到最无礼的字眼时，欲擒故纵，把第一个辅音拉得很长，“我是在一个不愿披露姓名者的恳求下屈尊同您约会的，这次谈话将标志着我们关系的结束。我不想瞒您，我原来是希望有更好的结局的。如果我对您说，我对您曾有好感，这也许有点歪曲词义，出于自尊，是不应该说的，即使是对不知道这话的价值的人。但我相信，‘厚爱’一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意思是进行最有效的保护，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我想表达的。我回到巴黎后，甚至还在巴尔贝克的时候，就告诉过您，我是您可信赖的人。”我只记得在巴尔贝克同他分手时，他对我非常无礼，于是，我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他怒吼一声，脸色变得刷白，抽搐着，和他平时的脸判若霄壤，就象在暴风雨的早晨，大海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笑脸，喷射出无数粗蛇般的泡沫和口水一样，“您说您没有收到我要您记住我的信息？这几乎是一种表露。在我托人捎给您的那本书上，您没看见有什么装饰吗？”
“很漂亮的交织花体字，”我对他说。
“嘿！”他轻蔑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国家的杰作很少了解。要是一个柏林青年不知道《女武神》，大家会怎么看他？再说，您的眼睛是白长的，因为这部杰作，您对我说您读了两个小时。我看，您对花体字不见得比对家具的式样更在行，不要申辩，您对式样就是不在行嘛，”他狂怒地喊着，“您甚至不知道您坐的是什么椅子。我让您坐路易十四式安乐椅，您却一屁股坐到了督政府式样的烤火用的矮椅上。过两天，您也许会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膝盖当马桶呢。谁知道您要在上面干什么。同样，您连贝戈特那本书的封面装饰——巴尔贝克教堂刻有毋忘我花体字的过梁都没有认出来。难道还有比更明白的方式对您说不要总忘记我吗？”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的面孔虽然令人生厌，却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象是上了年岁的阿波罗。但是，从他恶毒的嘴里，似乎随时都会喷出橄榄色和黄胆色的液体。至于智慧，不能否定他见多识广，他知道的许多东西是盖尔芒特公爵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样的花言巧语掩饰心中的仇恨，人们感到这个人是会杀人的，或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或因为爱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个不可消除的意念；他还会用逻辑和巧语证明自己杀人是正当行为，杀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许多人不知强多少倍。
“是我向您迈出了第一步，”他继续说，“就象委拉斯开兹①在《枪骑兵》这幅画中画的胜利者，向着最卑微的人走去。我什么都有，而您却一无所有。我做的是一个贵族应该做的事。我的行动是不是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您却置之不理。我们的宗教劝诫我们自己要耐心。对您那些可以说是无礼的行为，如果您可以对一个远远比您高贵的人无礼的话，我向来只付之一笑，我希望，我对您的耐心会无损于我的声誉。不过，先生，现在谈这一切，已不再有意义了。我对您进行了考验，当代最杰出的人风趣地把这种考验叫做态度的考验，用无限的热情考验您的态度，他有充分理由说，这是最可怕的考验，因为这是唯一能区分良莠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