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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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您把这胆怯的犹太佬
领到了我们这里！
或者：
希布伦，亲爱的山谷，我祖祖辈辈生息的地方。
还可能是：
是啊，我们是上帝优选的民族。
我的外祖父的这类小怪癖倒并不意味着对我的同学有任何恶意。我的长辈之所以不喜欢布洛克。那是另有原因的。他一开始就招我的父亲讨厌。那回，我的父亲见他浑身湿透，关心地问道：
“布洛克先生，外面变天了么？是不是下过一场雨？我真不明白，晴雨表上刚才表明是晴天呀。”
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先生，我绝对无法奉告是否下过雨，因为我一向把物质的琐事置之度外，以至于我的感官已经不必告诉我晴雨之类的变化。”
布洛克走了之后，我的父亲对我说：“可怜的儿子，你的那位朋友是白痴。笑话！他居然都无法告诉我天晴天雨！这真是有意思极了！他是呆子！”
后来布洛克又惹得我的外祖母不高兴，因为吃罢午饭，她说她有点不舒服，布洛克听罢居然抽抽搭搭地抹起眼泪来。
“这怎么可能是真诚的呢，”外祖母对我说，“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要不然他是疯子。”
总之，他让大家都不满意，因为那回他来吃饭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而且身上溅满污泥。他不仅不道歉，反而说：
“我从来不受天气变化和公认的时间分割的约束。我宁可规劝世人使用鸦片烟枪和马来亚波刃短刀，但是，对于使用钟表和雨伞这两件害处多得无以复加而且市民气十足的庸俗工具，我一向是敬谢不敏的。”
尽管如此，他本来还可以来我们家玩的。他固然不是我的长辈们希望我结交的朋友，他们后来也还相信他为我的外祖母身体不适而流下的眼泪未必是做假，但是他们凭本能或者凭经验知道，我们的感情冲动对于我们随之而来的行动，以及对于我们的实际作为并无多大的影响；尊重道德准则，忠于朋友，埋头干某项工作，切实奉行某一套制度，凡此种种的更牢靠的基础尚有赖于盲目的习惯，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空泛的热情。比起布洛克来，他们倒更希望我结交这样的朋友——这些人所能给予我的不超过根据布尔乔亚的道德标准应给于朋友的限度，不会因为哪天多情多意地惦记起我，便送我一筐水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和凭空瞎想，为了让友谊所要求的义务的天平倾向对我有利的一边，而不惜弄虚作假，使我蒙受更大的损害。我们的怨尤也难以把这些本质同它们对我们的要求截然分开，我的姨祖母就是一个榜样。她同她的一个侄女多年不和，根本不理她，但她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遗嘱，仍旧把全部财产留给她，因为这是她最近的亲属，“理应”如此。
不过，既然我喜欢布洛克，我的长辈就不愿扫我的兴。最让我大费脑筋、苦恼至极的问题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米诺斯和帕西法埃斯的女儿之所以美，全在于这种美毫无意义。这方面的苦恼大大超过后来同他的交谈所带来的麻烦，虽然我的母亲认为那些交谈都是有害的胡言。我们家本来还可以接待他的，但有一次饭后，他斩钉截铁地向我保证，他曾经听到人家确凿无疑地说到我的姨祖母年轻时是位风流女子，曾公开接受过人家的供养，正如他不久前对我所说，女人心目中只有爱情，谁都一样，她们尽管推拒，最终没有一个是攻不破的，——这一信息后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先是使我过得更加幸福，后来又让我落到更加不幸的地步。我忍不住把他的话都告诉了我的长辈，从此他们把他拒之门外，后来我在街上向他打招呼，他对我冷淡至极。
但是，关于贝戈特，他的话倒一点不假。
开头几天，作者的字里行间使我应该爱不释手的东西并没有浮现在我的眼前，就象一首乐曲，你听得只顾心醉神迷，还来不及品出妙处。我读的那本小说，虽已经同我难分难舍，但我误以为这兴趣只是由故事引起的，正如爱恋之初你天天赶到某处某个娱乐场所去消遣，去会见那个女人，你当时还以为只是娱乐本身吸引你呢。后来，我注意到贝戈特在一些地方爱用难得见到的、简直是古意盎然的词句，那几处形成一股和谐的暗流，一段含蓄的引子。从而使他的文风高雅起来；而且就在那些地方，他谈到了“人生空幻的梦”，“美丽的形态流溢出滔滔不绝的激流”，“知心和依恋的折磨如何空泛徒劳而又甜蜜消魂”，“振撼人心的塑像如何把教堂的外观点缀得格外崇高”。他用美妙动人的形象来表达一种对我来说全然新颖的哲理，那些形象可以说激起了竖琴的齐鸣，在悠悠乐声的烘托下，形象更显得崇高。在贝戈特的那些段落中，有一段我抽出来细细玩味，那是第三段或第四段吧，它所给予我的愉快同我在读第一段时大不一样，那种愉快我在内心深处更统一、更广阔，因而是一切障碍一切隔阂仿佛都已排除掉的那个部位所感受到的。因为——其实在开头几段引起我兴趣的，也正是他这种在遣字造句上唯求生僻的偏爱，这种回荡着悠悠乐声的音韵，这种唯心主义的哲理，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我一旦认出这些东西，我仿佛感到自己不再只是在读贝戈特的某一本书的某一个别段落，浮现在我思想表面的也不是一个纯属平面的形象了，而是一个“理想段落”，跟贝戈特的其他著作有着共同的特点，而仿佛同这个理想段落难以区分的其他类似的段落，一起形成一种厚度，一种体积，使我的心智也得以扩展。
不只是我一个人崇拜贝戈特；我的母亲的一位女朋友很有学问，也偏爱贝戈特的作品；还有迪·布尔邦大夫，为了读完贝戈特的一本新作，不惜让病人在一边等待；贝戈特作品的风靡的种子是从迪·布尔邦大夫的候诊室、贡布雷市镇附近的一家花园中飞散开来的；当时还只是稀有的品种，今天已经风靡全球，欧洲、美洲、乃至于穷乡小村，到处都见得到这枝理想的、共同的花朵。我的母亲的女朋友，据说还有迪·布尔邦大夫，对贝戈特的著作中最为欣赏的东西，跟我之所好相同，那就是他字里行间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旋律感，那些古意盎然的词句，还有一些尽管很简朴、很常用的短语，但是，他把它们放在显要的地位，从而仿佛有意表示出对它们的特殊的偏爱；总之，在哀怨的行文中，插进一两个唐突的字眼儿，一种粗声粗气的语调，不用说，他本人也一定感到自己最感人的魅力正在于此。因为，在他后来的几本书中，倘若赶上什么重要的真人真事，或者提到某一座著名教堂，他就中断叙述，插入祈求、呼号和滔滔不绝的祷告，让一股股这类的气息充分地得到发泄；而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这类气息始终是内在的，只由于表面的波动才泄露出一二分来；也正因为是半隐半现的，或许更柔美，更和谐，但毕竟人们无法确切地指出这一股股窃窃私语的气息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作者得意之处也正是读者激赏之时。我对那几段文字能背得滚瓜烂熟。当作者重新拾起叙述的脉络时，我还感到扫兴呢。有些东西的内在的美，我一直还看不透，例如松林，霰雪，巴黎圣母院，《阿达莉》或《费德尔》，他每当讲到这些，他都绘色绘声地以形象来引爆那种美，来打动我的心扉。所以我感到：宇宙之大，区区感官岂能得窥全豹，倘若没有他的引领，天地间有多少方面是我的残弱的感知所无从分辨的啊！我倒真希望听听他对于万物的见解，哪怕一种隐喻也罢，尤其是对于那些我或许有机会见到的东西，特别是法国的古建筑和某些滨海地区的风物，因为他在他的好几本书中一再提到它们，足见他认为这些事物中蕴藏着丰富的意味和丰富的美。可惜，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讳莫如深地不予评述。我不怀疑，他的见解一定同我的见解完全不同，因为它来自我正设法攀登上去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坚信，我的种种想法在那位绝顶聪明的智者看来，纯属冥顽不灵，所以我干脆统统推翻。可是有一天我偶尔在他的一本书中发现了我过去也曾有过的想法，我的心一下子膨胀起来，简直好似有哪位天神大发慈悲，把那个想法归还给我，并宣布它是合情合理的、优美的。有时候，他书中某一页写的话，同我在失眠时夜里写给我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信中意思完全一样，贝戈特的那页文字仿佛是放在我的那些信头上的提要汇编，甚至后来我自己开始著书的时候，有些句子我总觉得不够精当，下不了继续写的决心，我就从贝戈特的书里去寻找等同的写法。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之后我才会感到高兴。等到我自己营字造句，一心想让行文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的思想捕捉到的内容，同时又担心“落入窠臼”的时候，我且不着急呢！我细细掂量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尽如人意。但实际上，我真正钟爱的，只是这类短语、这类观念。我搜索枯肠、永不满足的努力，本身标志着一种爱，一种没有欢乐、却很深沉的爱。所以，当我在另一位作者的著作中突然发现同样的短语，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必自己去字斟句酌，为一丝不苟而搔首踟蹰时，我才终于能痛快地品尝到其中的滋味，好比一名厨子，偶尔有一回不下厨，总算有暇尝尝美味佳肴。有一天，我在贝戈特的一本书中，读到一段挖苦老女仆的笑话，出自大手笔的庄重的语言，使讽刺的意味格外入木三分，我跟我的外祖母谈到弗朗索瓦丝时也常常说过这样的挖苦话；还有一次，我发现贝戈特并不认为在反映真实的作品中写入类似我曾有机会对我们的朋友勒格朗丹先生所作的评述会有伤大雅（对弗朗索瓦丝和勒格朗丹先生的评述是我最无顾忌地供奉给贝戈特的祭品，相信他一定会觉得兴味索然的），于是我突然感到，我的平庸的生活同真实的王国之间，并不象我过去所设想，隔着什么鸿沟，它们甚至在好几点上相互交叉，我有了信心，高兴得象伏在久别重逢的父亲怀里似的伏在书上哭起来。
根据贝戈特的著作，我想象他是位病弱失意的老人，丧子之痛始终未平。因此我读他的散文，心中默默唱诵，也许唱得比文字本身更柔更慢，最简单的用语到我的嘴里也具有一种哀怨的调门。我最喜爱的，是他的哲理，我誓将终生奉行。它使我焦急地盼望早日达到上中学的年龄，好进哲学班上课。但是我只希望学校里时时处处只按贝戈特的思想行事。要是那时就有人对我说，我现在所倾心的思辨大师们跟贝戈特毫无共同之处，我会感到绝望的，正如一位堕入情网的人，本打算终生不变心地只爱一人，人家却预言他将来会另有几位情妇。
有一个礼拜天，我正在园中读书，被斯万的来访打断。
“你读什么呢。能给我看看吗？哟，贝戈特写的？谁跟你提到他的作品的？”
我告诉他：是布洛克。
“啊，对了，我有一次在这里见到过这个男孩子，他长得跟贝里尼画的穆罕默德二世一模一样。哦，象极了，同样是弧形的眉毛，弯曲的鼻梁和隆起的颧骨。等他长出两撇小胡子上后，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了。不管怎么说，他倒还有些鉴赏力，因为贝戈特是位很优雅的聪明人。”从来不提起自己的熟人的斯万，发觉我对贝戈特如此钦佩，便出于好心，为我破了一次例，说道：
“我跟他很熟，要是让他在你的书的扉页上写点什么能使你高兴的活，我倒是可以为你请他题词的。”
我不敢接受他的好意，只是问了斯万好些有关贝戈特的问题：“您能告诉我他最喜欢哪位演员吗？”
“演员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认为男演员里面没有人能同拉贝玛相提并论。他认为拉贝玛比谁都高出一筹。你看过她演的戏吗？”
“没有，先生。我的父母不让我去剧院看戏。”
“可惜。你应该要求他们允许你去呀。拉贝玛在《费德尔》和《熙德》这两出戏里，可以说只不过是名女演员，但是，你知道，我一向不大相信艺术有什么‘高低之分’。”（我发现——而且过去他同我的两位姨祖母交谈时，这种表现已多次让我深感诧异——他每当谈及严肃的事情，用到某种说法，仿佛就某一重要问题提出某种见解时，总要用特别的、一字一顿的语调，挖苦似的把那种说法孤立开来，好象给它加上引号似的。这次提到“高低之分”，大有“正如荒唐的人所说”的意味。其实，既然荒唐，他又何必说呢？）他停顿片刻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象她最近演的那出戏，高雅的程度，赶得上任何一部传世杰作。我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