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1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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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爱好者能看懂画上的人物身上背着什么，手中拿着什么，而一个外行参观博物馆只会目瞪口呆，被大片大片的色彩搞得迷迷糊糊，头晕目眩。但对于某些画作，光注意画中人物拿着一个圣餐杯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画家为什么要把圣餐杯放在他手中，它象征着什么；同样，这些军事行动，除了直接目的外，通常是指挥作战的将军有意模仿一些比较古老的战役的结果。这些古战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作新战役的过去，看作图书馆、知识库和词源，看作贵族家世。请注意，我现在没有讲战役的地方性，怎么说好呢，就说战役的空间性吧。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个战场在历史上不会只发生一次战争，将来也不会不发生战争。它之所以是战场，是因为它集中了某些地理位置和地质特性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还集中了某些缺点，可以牵制敌人的行动（例如一条河流把它截成两半），这些条件决定它成了一个好战场。因此，它过去是一个好战场，将来也还是一个好战场。既然不是随便哪个房间都可以充当画室，那么，也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选作战场的。有些地方天然可以做战场。但是，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讲的不是指地方，而是指人们模仿的战役类型，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战略，也可以说是改头换面的战术，是再版的乌尔姆①战役，洛迪②战役，莱比锡③战役，卡纳埃④战役。
　　
　　①德国城市，1805年10月，奥地利将军马克在此遭拿破仑围困，最后弃战投降。
　　②意大利城市，1796年5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人。
　　③德国城市，1813年，拿破仑和同盟军在此城周围展开血战，以法军失败而告终。
　　④古罗马地名。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此一场血战，罗马人大败。卡纳埃战役被军事家誉为用包抄侧翼战术歼灭敌军的范例。
　　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战争，也不知道在哪些国家的人民之间进行，但是只要有战争，就还会有（从指挥官方面讲是有意这样做的）卡纳埃战役，奥斯特利茨①战役，罗斯巴赫②战役，滑铁卢③战役，且不谈其他战役。有些人明白表示了这种看法。施里芬元帅④和法肯浩森⑤将军预先制订了一次卡纳埃战役计划对付法国，他们效仿汉尼拔⑥的打法，把敌军钳制在整个战线上，从两侧，尤其是从右侧的比利时包抄过去；而贝纳迪将军⑦却偏爱腓特烈大帝⑧的斜向战斗序列⑨，宁愿打洛伊滕⑩战役而不愿打卡纳埃战役。还有些人讲话比较婉转，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的老朋友，博贡塞耶（就是我前几天给你介绍的那个中队长，那个前程似锦的军官）拟订了一份普拉岑小型攻击方案，背得滚瓜烂熟，并且把它保存了起来，一旦有机会实施这一方案，他是绝不会错过的，会向我们和盘托出。
　　
　　①捷克城市，1805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
　　②德国城市，1757年，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在此大败法国人。
　　③比利时城市，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失败。
　　④施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1891年至1905年任参谋总长。所定《施里芬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略计划的基础。主张在战线侧翼集中兵力进行包围，力求速战速决，认为正面突破不是致胜战法。
　　⑤法肯浩森（1844—1936），德国将军，著有多部兵法书。
　　⑥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公元前218年率部远征意大利，是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始。在坎尼战役中败罗马军。
　　⑦贝纳迪（1849—1930），德国将军，军事理论家，主张泛日耳曼主义，把战争说成是一种道德义务。
　　⑧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时维护农奴制，加强军事官僚专制制度，扩大军队。曾数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酷的纪律和机械的训练方法对以后的普军有很大影响。
　　⑨指用侧翼和敌人接触的战斗序列，洛伊滕战役就采用这种序列。
　　⑩波兰地名，今卢蒂尼河，17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
　　要知道，一旦爆发战争，里沃利①的中间突破还会再一次被采用。这种战术不见得比伊利亚特②过时。再说，也只好搞正面进攻，因为谁也不愿意重蹈七○年错误③的覆辙。进攻，只有进攻。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我看到竭力反对这卓有成效的进攻理论的人都是些思想跟不上趟的人，可是我的一个最年轻的教官，名叫芒香，才华横溢，却提出要给防御以应有的地位，自然是临时的地位。当他举奥斯特利茨为例时，大家十分尴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其实这次战役采用的防御战术只不过是进攻和胜利的前奏曲。”
　　
　　①意大利地名。1797年拿破仑在这里战胜奥地利人。
　　②古希腊的著名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③影射1870年法国将领在普法战争中模仿拿破仑的防御战术，结果遭到惨重失败。
　　圣卢的这一套理论使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这次我到东锡埃尔也许没有白来，这些军官没有骗我。他们边喝边谈，索泰尔纳酒把它娇媚的反光投到他们脸上；在这里，人物的形象都变得高大了，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只要我在那里呆着，大洋洲的国王和王后，四美食家小社会，年轻的赌徒，勒格朗丹的内弟，他们在我眼里都一一变得非常高大，可现在他们却变渺小了，甚至不复存在。今天使我感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许再也不会象从前的东西那样如过眼云烟，第二天就在我眼里变得一文不值。按照我现在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不会马上去毁坏过去的东西，因为圣卢刚才所谈的战争艺术，在我这几个晚上产生的短暂而炽烈的热情中，在有关军事生活的一切问题上，又加上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知识基础，足以牢牢吸引住我的注意力，使我用不着自欺欺人就能相信，当我离开东锡埃尔后，我对我这里的朋友所从事的工作仍会感到兴趣，我会很快就回到他们中间。然而，为了从“艺术”这个词的抽象意义上进一步肯定战争的艺术确实是一门艺术，我又向圣卢提了个问题。
　　“您讲的，噢，对不起，你讲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我对圣卢说。“但有一点使我感到不安，你给我讲讲。我觉得我可能会迷上军事艺术的，但是，要使我入迷，我必须一改从前的看法，而认为军事艺术和其它艺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学到规则就行了。你说人们模仿一些战役，我觉得，正象你刚才所说的，过去的某次战役在一次现代的战役中重演，颇有些美学意味。这个观念对我吸引力之大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不过，我要问你，指挥官的才能难道一点作用都不起吗？他只管应用规则就行了吗？有同等条件下会不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将领呢？就象有些伟大的外科医生，面对两个从客观角度看完全相同的病例，也许凭着经验，他们会感觉出一点细微的差异，并且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对这一病例应该作这样处理，而对那个病例应该作那样的处理，对这个病人最好动手术，而对那个病人最好用保守疗法。”
　　“当然有！你会看到拿破仑就是这样。如果照搬兵法，他就必须进攻，可他就是不进攻，一种朦胧的预感在劝他放弃进攻。例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或一八○六年给拉纳①的指示。但你也会看到，有些将军机械照搬拿破仑的某次战役，结果适得其反。这样的例子光一八七○年就可举出十个。但是，甚至连敌人可能做的事也可以作出种种解释。敌人做的事不过是一种迹象，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目的，如果光讲道理，或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可能是真实的目的。这好比某些复杂的病例，当今世界的医学还不能确定看不见的肿瘤到底是不是纤维瘤，要不要进行手术一样。使伟大的将军和伟大的医生下决策的是德·底比斯夫人式的嗅觉和预感（我想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因此，我在前面就给你举例讲了在战役开始阶段侦察可能起的作用。一次侦察可能有十种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使敌人以为我方要攻击某一个点，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另一个点；为了布置一道伪装物，使敌方看不清我方真实行动的准备工作；迫使敌方调遣部队并把它钳制在一个没有必要死守的地方；摸清敌方兵力，掌握它的底细，迫使它亮出底牌。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次行动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但这并不表明行动是真的，因为可以假戏真做，使假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关于这一点，要是我有时间给你讲讲拿破仑战争，嗳！我向你保证，当你通过战争中部队的传统行军（我们正在研究和实践，如果你有雅兴，走去看看，小伙子——啊，对不起，你有病，不能去），感觉到了最高司令部的警惕性、推理和研究的深度，你就会象置身于一座灯塔那朴素无华的灯光前一样激动无比，因为灯塔不仅是物质的光，而且还流溢出思想，搜索着空间，向航船报告险情。我也许不该光给你讲战争的学问。其实，正如土壤的成份、风向和光照的方位能说明一棵树朝哪一边生长一样，一场战役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当地有什么特征，可以说决定并且限制了军事将领对作战方案的选择。因此，在某些平原地区的山谷一带，沿山而行，你可以预言，部队的行军必定象雪崩那样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①拉纳（1769—1809），法国元帅，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深受器重。
　　“现在你又否定你刚才谈到的指挥官的选择自由，否定敌军对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可能有的预见性了。”
　　“绝对不是！你一定还记得我同你在巴尔贝克读过的那本哲学书吧，可能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丰富多彩。嗳！这又回到军事艺术上来了。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四种方案摆在一个将领面前，他可以作出选择，就象一种疾病可能会出现几个病程，医生必须早就料到一样。这里，人的能力高低强弱是决定局势的新因素。何以见得？比如说，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如要达到的次要目的，或时间紧迫，或兵力不足，或后勤供应困难）迫使将领在四个方案中选择了第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不如其他的理想，然而代价比较小，见效比较快，战区比较富裕，能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他起初实施第一对案。敌人开始不摸头脑，但很快就会识破他的意图。由于敌人阻力太大，他可能不成功——我把这叫做人的能力薄弱造成的偶然性。于是他放弃第一方案，试行第二、第三或第四方案。可是，他也可能佯装试行第一方案——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高明——以便牵制敌人的兵力，而在敌人以为不可能挨打的地方对他突然袭击。乌尔姆战役就是这样，奥地利将军马克在西边等候敌人，不料敌人却从他以为太平无事的北边把他重重包围。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很恰当。乌尔姆战役是包围战中较好的战例，将来还可能发生类似的战役，因为它不仅是将军们效法的典范，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尤其是一种“必要”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多样化），一种结晶的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毕竟是人为的。还是回到我们的哲学书上来吧，它就好比是理论原则，或者说科学规律，现实与它基本相符，但是，你回想一下伟大的数学家普恩加来①，他就不说数学百分之百的精确。至于我前面给你讲的军事条令，它们毕竟不那么重要，况且经常会有变化。就拿我们这些骑兵来说，我们正在搞一八九五年军事演习，可以说它过时了，因为它建立在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骑兵的战斗作用仅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恐惧。但是我们团里最聪明的教官，骑兵部队的精华，尤其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少校，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胜负取决于一场真正的混战，敌我双方刀剑相对，谁坚持到底谁就胜利，不仅指精神上的胜利，指造成对方心理恐惧，而且指物质上的胜利。”
　　“圣卢言之有理，说不定下次军事演习就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迹象了，”我的邻座说。
　　
　　①普恩加来（1854—1912），法国数学家。
　　“你能赞同我的观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你的意见似乎比我的更能引起我朋友的兴趣，”圣卢笑着说。或许因为他的同事和我之间开始产生的好感使他有点不快，也可能因为他正式看到了这种好感，认为有必要予以确认。“我刚才也许贬低了条令的作用。条令不断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