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5期-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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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关怀，丰收不忘朝廷困难”，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回佛伦的主意变了。“康熙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从川陕总督佛伦疏请，动用正项钱银，贱价收买本年秋粮三十万石，以备西安旗标兵明岁一年军需。”贱价收购余粮，百姓是否自愿，我没能力考证，只好悬想而已。而从事收购勾当的人，大可从中渔利，似乎是肯定的。这并非我的官场成见作怪，《清史编年》中有类似案例记载。
又，“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川陕总督佛伦疏言，奉旨查阅三边，墙垣历年久远，坍坏已多，请于每年渐次修补。”修建军事工程，投资自是不小，油水旺得很啊！好在康熙脑子还算清白，他对修长城并不热心。康熙说自秦始皇以来，长城历代整修不迭，却从未有御敌之功，贵在人民团结，众志成城。
阅读到这些材料，佛伦在我眼里就大打折扣了。我怕自己犯胡乱臆想的毛病，便去查看佛伦列传。一看，方知此人的确不是什么好鸟。有个叫郭琇的人曾经参劾佛伦为明珠朋党，佛伦因此获罪罢官。佛伦复出后，到了山东巡抚任上，便挟私报复，参劾郭琇做吴江县令时私吞公帑，而且说郭父乃明朝御史黄宗昌家奴。拿今天的话说，郭琇既是现行贪污犯，又是历史反革命了。多年之后，郭琇得到机会进觐康熙，替父亲伸冤。当面对质，佛伦不得不承认当年指控不实。康熙震怒，欲罢他的官，最终还是豁免他了。也许因为他毕竟是正黄旗官员吧。
皇帝其实都知道
康熙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曾对大学士们说过一番话，大意是说，治国宜宽，宽则得众。若吹毛求疵，天下岂有完人？康熙还举例说，赵申乔任湖南巡抚的时候，大小官员都被他参劾过，难道全省没有一个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张鹏翮居官很清廉，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曾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居官也清廉，但他刻了那么多书，而刻一部书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只是朕不追究而已。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想追究！
读了康熙这番话，方知官员清廉与否，皇帝其实都是知道的。似乎康熙也并不在乎官员是否真的清廉，只要大方面说得过去就行了。康熙提到的几位官员，在历史上都有清名，而最清廉的是赵申乔。偏是这个赵申乔，康熙好像并不怎么喜欢。有回，康熙又同大臣们说起赵申乔的清廉，这位英明天子并不以为然，说道，朕相信赵申乔是个清官，但作为封疆大吏，要说他一清二白，朕未必相信！倒是对明知其多少有些贪行的张鹏翮、张伯行，康熙宽宏多了。就我所读到的清史资料，康熙对这两位“张清官”颇多赞赏。
康熙朝被史学界称誉较多，但并不妨碍它出产贪官。贪官并不一定都会倒霉的。索额图和明珠都贪，前者死于监牢，后者得享天年。徐乾学和高士奇也都贪，徐被皇上罢斥永不叙用，高告老还乡仍被召回。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因贪污被参劾，论罪处斩了。原来康熙说，赵申乔确实清廉，但他养的这个儿子太贪了，应按律处斩！不能臆断康熙杀赵凤诏的真实动机，但他并不喜欢赵申乔这个清官，应是事实。康熙曾责怪赵申乔教子不严，赵便上疏，称自己“不能教子，求赐罢斥！”康熙看了他的折子，龙颜大怒：“今阅赵申乔所奏，其词意愤激，殊非大臣之体。”这时的赵申乔是户部尚书，因失大臣之体，挨了处分，戴罪留用。
赵申乔是否真的清廉，不必再去辩护。况且清官多酷，也有不是之处。就说赵申乔，他在湖南巡抚任上，把所有官员都参了，实在有些过分。奇怪的是康熙对官员之好恶，同他们官品之优劣，并没有多大关系。说桩公案，便知康熙如何英明了。李光地和陈梦雷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当时李陈二人正在老家告假，成了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清廷，告知耿精忠造反详状。可李光地是个夺情卖友之人，上“蜡丸书”时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陈梦雷便成了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李光地却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非但不救陈梦雷，反而落井下石。陈梦雷很是愤恨，屡屡上告，终无结果。多年之后，闹得康熙都知道了，就在巡视关外时，召见了陈梦雷。康熙却并不想昭雪冤情，而是挑唆陈梦雷说出李光地的不忠之状。陈梦雷倒是个君子，任康熙如何暗示、胁迫，他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若是常人，即使不为陈梦雷的厚道而感动，也应为李光地的忠诚而欣慰。可康熙恰恰不是常人，他是皇帝，非常失望，而且气愤。他斥退陈梦雷，怒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原来，这时的康熙想整李光地了，只是治罪无凭。皇帝想治别人的罪，本可不用理由，但若能有些把柄，毕竟方便些。可见，皇帝用人整人，不太关乎官员们的奸忠贪廉，也不关乎国法纲纪。
袁世凯的稻草龙椅
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值得说说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有位供职故宫博物馆数十年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
故宫博物馆为了修复那张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象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只怕也抬举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象，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吧！玩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呢？我想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回望珞珈山
水运宪
1985年于我来说有点特别，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非常具体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尤其是第三件。
年初的时候，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车忽地脱离了原有的轨道，退不能退进不能进，颇感迷茫。正好接到组织部门的调令，让我到省作家协会报到，去做一名职业作家。原单位的领导不想放人，但是我去意坚定，他们也不好强留，便提出一个条件，希望我去完成一项宏大的写作任务。条件给得很优厚，我就应了，只身前往湘西山区。一去就是七个月，与世隔绝一般。
后来因为胃出血，差一点就要动刀切除了，便回到省会一家部队医院治疗。在那间有单独浴室的病房里，将七个月苦心积累的素材细致地梳理了好多遍，放开想象的翅膀，潜心写完了《乌龙山剿匪记》。这部作品两年后在全国各级电视台热播，一直火爆了近二十年，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第三件事来得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去文联取信，遇上了谭谈、古华两位朋友，他们无意中说起了去武汉上学的事情。谭谈问古华去不去，古华说，他已经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了一年，就不去了。谭谈也觉得年纪不轻了，要做的事情又多，他也不想去。那时候作协的专业作家队伍刚刚建立，作家们平时都各忙各的，不开会一般很少相遇，所以我对他们说的事情也就全然不知。一打听才知道，武汉大学正准备接纳插班生。其中有个作家班，据说是武大校长和中国作协领导达成的共识，目的是想让“作家学者化”。
如此重大一件事情，若不是“道听途说”，还真会与我交臂错失。鬼使神差，偏偏那天去了作协，可见我命中注定与珞珈山有此一缘。说心里话，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都非常想去读几年书。虽然在别人的眼里似乎已经功成名就，自己却感到不能再往下写，必须得有个沉淀和思考过程。况且当时突然失去了牵绊，脑子里腾出了空白，很有一股求知的欲望。我明白，如果不抓住那个机会，往后就再也不可能沉下心系统地读些书了。只是我不知道读这个班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优良条件，要不然怎么只有他们两个而没有我呢？我犹豫了好久才问谭谈，如果你们不去，能不能考虑让我去？谭谈那时候就是省作协常务副主席了，说话很有余地，“要得吧？我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然后很认真地告诉我，“不一定去了就能读，还要考试呢。”古华帮我讲了句话，“他没问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过两年学的，应该考得取。”于是我就一担行囊去了武汉珞珈山。
报到那天，我最关心的是班上有哪些熟悉的朋友。作家之间有个特殊的现象，大家都熟悉相互的名字，见面的机会却很难得。除了同省去的谭元亨、吴雪恼之外，见过面的也就那么一、两位，却大多似曾相识，记不准到底是哪两位。我实在没有和江西的陈世旭一起开过笔会，但是一见面就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事有点不可理喻，神交久了，音容相貌居然能在脑子里勾画得八、九不离十。召政也属于被勾画过的。还有邵振国，我早就知道他跟我还是老庚。
北方来了不少作家，他们则是另一种风范。最北边过来的刘亚舟，黑黝黝一尊铁塔。罗辰生是北京《东方少年》的主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一副高大魁伟的胡马身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