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谎言-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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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艺出版社




◎谎言卷首语

　　　　少年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信口说谎的本事。说谎只为粉饰，活在幻想的世界里，让生活充满舞台上的光感。他虚构了自己的身世遭遇，虚构了神秘而古怪的朋友，甚至他做的梦。他用这些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总是被上帝选中领受故事的人。故事就是他的财富。我很喜欢他，对他说的故事总是深信不疑，　它们给了我最初的灵感，使我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
　　　　他把阿尔莫多瓦的电影和Tori　Amos的音乐带给我，说他们是他的精神支柱，其实他也只是刚刚认识他们。这些不过是像胸针或徽章，别在身上，装点着他。而后，在漫长阴翳的青春期，它们真的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足够识破这些谎言。但又有更多的，层出不穷。他长大了，对谎言更加依赖。它们把他勾勒成一个见过世面有沧桑感的人。而我早已习惯，它们细琐，日常，宛如从他身上掉下来的皮脂屑。只在某天他当着一些初次见面的朋友，充分展现自己出口成真的本事，我在众人惊羡的神情里，忽然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她的青春就埋葬在这些漂亮的谎言之下，我已无法还它们以真实面目。我感到厌倦，找一个借口离席而去。
　　　　我必须远离他，否则就会轻视过去的自己。被骗，总是被骗甚至还一厢情愿毫不发怒的人，被认为是傻子。要容纳谎言，必须越过尊严的障碍。
　　　　但我无法改变，亦不能忘记的是，那些谎言是我最初的小说中圣洁的空气。小说即谎言，我只是无数个应证和实践它的人当中的一个。时间迁逝，人心陨落，文字式微，小说变得多余。谎言却永不凋谢，反倒愈加昌盛，在每个角落里开花，甚至省略了播撒种子的过程。我在想，是否因为谎言变得太轻易，小说才失去了它的位置。在所有人都可以信手捏造，杜撰一个漂亮故事的今天，人们还需要小说吗？
　　　　我们谁都无法否认，谎言让我们兴奋和快乐过，它给世界带来一种浪漫的光泽。我和我少年时的那位朋友没有再来往，但我必须承认，从那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寂寞了许多。他是出色的小说家，是影响过我的第一位作家。他曾令我相信，生活天天都有奇迹，世界像一只神奇的万花筒。
　　　　所以不要离席，宽恕那些杜撰的人吧，没有他们，世界早就干涸。
　　　　





◎被梦想出卖的土地

　　　　文/鲤编辑部
　　　　维基百科上解释美国梦说：这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不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这个梦想就像个巨大的肥皂泡泡般悬挂在人们的头顶，催眠着他们的失败，颓废，流离失所，只要有梦想，就不会被毁灭。于是我们的父辈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纷纷涌往哪里，运气好的人在那儿念了很久的书，运气不好的人终日呆在油腻腻的唐人街，依旧说着中文，寄回来的照片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或者帝国大厦。仿佛那代表的是我们所有人所以为的自由，宽阔，以及纵横。
　　　　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奥巴马的演说，那场面就像无数好莱坞大片里的总统演说般令人动容，也像是《与狼共舞》里华莱士的那一声：Freedom！重新吹起那只消失殆尽的肥皂泡泡，于是两场战争，面临危机的地球，和百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不再是问题。奥巴马说：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会发生。所以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只美国梦，他从小被称为是黑鬼，与印尼的本地孩子一起吃豆腐和豆豉，爬树摘番石榴，尽管很多人质疑，他会从伊拉克撤军么，可是在梦想里，这些瑕疵并不重要。他能够挽救的，是一只几乎要变成谎言的梦想。
　　　　我们是不能没有梦想的，尽管我们或许永远不能像美国青年一样，沿着66号公路一路飚车，但是心里却明明感到了与菲茨杰拉德一样的悲伤。若要说美国梦对我们来说是一只谎言，或许是不对的，因为大部分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国梦。那不是被安迪？沃霍儿批量生产的可口可乐罐头或者梦露头像，不是《天生杀人狂》里在监狱大喊BAD；BAD；BAD的梅乐莉，不是越来越多的流浪汉，破败荒凉的公路，暴力事件，毒品，或者腐化的浪漫主义。
　　　　我们所拥有的美国梦已经与父辈们的不一样，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只破碎的，如同谎言般的美国梦，是一只令人哀伤的，消失殆尽的美国梦。双子座大厦倒塌的时候，我们这儿是夜晚，手机上传来朋友发来的简讯，宿舍走廊里的公用电话一直是占线。那以后如果重读一遍《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会突然为死在游泳池里的盖茨比而感到悲哀，这种悲哀是少年时代所无从体会的，无从体会那种那幢豪华的大别墅里，所有的灯都亮起来，却看不到一个人的悲哀，那种晶莹剔透，却又充满幻灭感的悲哀。
　　　　维姆？文德斯的美国梦破碎了，他要沿着公路走到世界尽头去。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破碎了，他的一生从飞黄腾达到苍凉死去，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女孩在15分钟里成名，又在15分钟里心碎，保罗？奥斯特说美国梦是黑暗的。
　　　　这个梦，不是迪斯尼乐园，不是几乎成灾的麦当劳，这个梦关于财富，快乐和很多很多的自由，这个梦，其实与我们没有关系，却被我们默默关照了那么多年。
　　　　他们似乎意识到在这个梦想过剩的世界上，说出任何话都是谎言，我们已然身处荒漠。
　　　　





◎这不可抗拒的世界

　　　　文/AT
　　　　有的小说是以父亲的忠告开头的，有的小说则以父亲的忠告结尾。父亲开口说出的都是真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经验决定着一切，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个男权世界，总是父亲的话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并不需要涂抹这世界的色彩，只像是锤子不容置疑地把一幅巨画一锤锤钉在墙上——以他的疲惫和精力，以他的庞大和权力，以卡夫卡小说里永远穿着制服的形象。这样的小说，后者是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主人公见义勇为未遂且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行走于黑暗中，在小说结尾处回想起父亲在阳光中微笑着说你已经十八岁了，该去体验外面的世界了，这微笑何时想来都令我毛骨悚然，仿佛墓室里的闪光，是如此黑暗和非人的启示。前者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其实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印象很浅，他写属于大乐队的二十年代，给我的印象甚至抵不过多克特罗在数十年后，写更早先的《拉格泰姆时代》。菲茨杰拉德的风格总是飘忽、柔和、层层叠叠，像一只淡色蝴蝶。只有他是这么写美国梦的，用一种雨后的笔调，晃晃荡荡的场景，浅尝辄止的对话，没有根基。就像盖茨比本人一样，从美国西部来到了东部，看见的全是幻象——我甚至不能确定他写的是不是美国，虽然在小说里能读到很多个美国。坡、波特、福克纳所描述的炎热、腐败的南部，德莱塞残忍缜密的纽约以及冯内古特眼中愚蠢得病入膏肓的纽约，诺曼梅勒吸足了迷幻剂的西海岸和幻觉中无尽的肢体冲突，克鲁亚克醉酒的东海岸和绵延不绝的公路与铁路。还有一个美国在欧洲，贝娄、塞林格和纳博科夫在地图上指出了它。在这个谱系上人们熙熙攘攘，你可以看到工人和贵族，移民和土著，水手和军人，然而你看不到美国。
　　　　多克特罗写亚洲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如何在同一条街区生活，写摩根和福特如何去埃及寻求永生的秘密——在小说里，福特说他们这些富豪是可以无限重生的人们的一份子。他们属于人类的奥秘。
　　　　他们抛弃了父亲的教诲，这是美国的开始。卡夫卡没有写完《美国》，否则这将是他最轻盈最少梦魇的一部小说。卡夫卡的姓变成了一个美国名字，这个叫卡尔的少年从一开始就弄丢了他的箱子。“丢失的艺术不难掌握”，毕肖普的诗这么写道。那是一首欢快的诗，与这种一无所有的欢快相对应的是无限的疲惫。冯内古特在《时震》里说，《老人与海》中的打渔老人是个蠢货，因为他忘了把鱼肉割下来，而是都给了鲨鱼。
　　　　诺曼梅勒在《刽子手之歌》里写过相似的事：媒体、法律和道德一拥而上，剥夺了一个杀人犯的一切，希望和绝望，才华和妻子，形象和生命，什么也没剩下。美国给我的感觉与我阅读这本书时的感觉很像：我们在叙述的织体中走得太久、太沉迷，稍作停顿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已来到了一个炎热、荒凉、空无所有的地方。很难说是谁指引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很难判断谁在欺骗，因为所有的扩音器仍然在持续地发声。这里不是美国，残雪作品里的人物从地上捡起一个苹果，然后说：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这就是所谓的幻灭。所谓的幻灭是破灭的幻觉，而幻觉意味着你无法分辨它是否真实。打渔老人梦到的狮子是真实的，但那条被啃噬一空的鱼是假的。克鲁亚克打坐时见到的燃灯佛是真实的，但他见到的世相——那些幽灵般朗诵并且离去的诗人，那些扳道工、偷渡客和退伍军人，是假的。每一个单独的梦都如此真诚，文本诈骗犯纳博科夫先生也有自己钟爱的小洛丽塔。但把所有的梦都加到一起，甚至有时，把两个真诚的梦加到一起就是谎言。谎言是这浮世的象征。美国梦是这浮世的象征。你可以在美国的小酒吧里看到这浮世的残渣：那些由无产阶级堕落成的酗酒者，手枪和妓女，充满了卡佛和布考斯基所留出的大片大片的沉默，时间和头脑的空白。他们不是海明威，因为并不坚决也并不迷惘，赖以坚决和迷惘的东西已经失去。也许在酒吧里，也有一个布鲁斯歌手歌唱，噢，有人说她多么爱老汤姆维茨沧桑的声音，“time，time，time”但她不知道什么是沧桑，那是砸在他脑门上的酒瓶，酒吧里的斗殴，是日复一日的酗酒、吸烟和自娱自乐。那样的声音并不计较是不是有另一个人在听。然而他们并不悲观，只是绝望如一块死硬的锈铁。那种绝望仍然有它的气度，仍然在发出声音，正是因为绝望他们显得如此彻底和纯粹，拒绝相信一切有关希望和梦想的谎言。他们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着真实。
　　　　然而我忘不掉福克纳在《两个士兵》中所写的那个身无分文坐上了列车急于参军去太平洋上痛击日本人的孩子，以及克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中所说的，“美国不管工业有多发达，仍然是个充满奇异与魔术的国度。”然而六十年代的克鲁亚克亲手拿着猎枪把前来拜访他的嬉皮士们一一赶出了房门。他在想什么？或许那些花孩子们的梦想过于廉价了，或许他厌恶那些嘈杂的梦想、过于年轻的梦想、急躁地集合并且混杂在一起的梦想，他清楚地分辨出了其中的谎言，然而他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谎言之中，和其他作家码放在一起。
　　　　他的中文版图书腰封上写着“颠覆平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四十七岁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并且死于饮酒过量。《在路上》最畅销的时候他写信给尼尔卡萨迪说“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他在想什么？看到日渐肥胖和衰老的克鲁亚克支持越战，就仿佛听到鲍勃迪伦晚期的那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流行小调。他们似乎意识到在这个梦想过剩的世界上，说出任何话都是谎言，我们已然身处荒漠。
　　　　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结尾是这样的：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上路，我们写作，我们素食并且拒绝皮草，我们慎独并且保持高贵的阅读趣味，我们了解新世纪运动，学习佛教，练习瑜伽，我们自律、锻炼并且保护身体，收集数千张摇滚唱片，坚持爱情或者坚持一夜情，我们支持同性恋或者加入最保守最死硬的天主教会，我们戒烟或者整日吸食大麻，我们已经越过了十八岁，被放到了大路上，兴奋并且惶惶不安，接受或者拒绝接受这不可拒绝的世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些人变成了父亲，用他们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他们所见的真相；孩子们不断长大，一代又一代，不顾一切地打开幻觉的大门。我们沐浴阳光，我们身处墓室；我们置身于花园，我们来到了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