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荒年-谈歌-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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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谈歌
＇编者按：
谈歌原名谭同占。1954年生于河北保定。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当过
工人、宣传干部、报社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我曾让你傻半
天》等。现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学院专业作家。
《天下荒年》可以作为“大跃进”前后中国农村精神状况的备忘录，至少作者有
这个意图。尽管小说的某些议论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置疑，但是作品的确受到相
当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基层读者。
小说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情节，它只是拼接了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并由他们
引出各自的悲剧性故事——因为与上司争夺一个女人而舍冤自杀的父亲；被誉为
“泥腿子县太爷”，却使全县饿死人数居地区首位的大伯；因为乱搞女人而被枪
毙的有功之臣曹汉；宁可让孩子饿死也不偷吃公家红薯的杜二娘；带领群众打开
公社粮库赈灾，引来杀身之祸的干部志河；为了侈水库，活活累死在工地上的袁
娘等等。这种结构可能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使小说超越虚构的特征，提升作
品的真实性；其二，能够使作者更直接自如地阐发议论和思想。很显然，作家试
日弘扬一种精神，一种传统的民族的完美无缺的生存精神，并且将之与时下人们
精神的迷失相对照。作家饱含感情地写道：对那个让我保持“惊恐记忆”的时代，
我“始终高山仰止”，“我今天重提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回忆那一场恐怖的饥
饿。我是重新被那个年代中那种镇定自苦的精神秩序所震憾”。“我们应该纪念
那个物质绝对危机，而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在作家的心目中那个被我们普
遍认为的愚昧和悲剧的年代已经“神化”了，我们并不怀疑作家的真诚以及他对
世风日下、道德缺失的痛心疾首，值得我们寻问的是那个精神“绝对灿烂的年代”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事实上，蔑视人性的道德，其本身就是不道德，而对这样一种建立在泯灭人
的个性与欲望基础上的秩序的“镇定自若”与自律，只能说明人们对自身权利的
无知和丧失。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因为一块红薯被母亲活活打死；还是因为一块
红薯，大伯挥手便打自己的妻子时，驱动他们的残忍本性的难道真是什么道德吗？
虽然，小说在阐发观念上令我们感到某些遗憾，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太需要
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操守以便我们能够面对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也许就是小说给
予人们的启示吧。＇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
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
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
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们神坚强地再生。
一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
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
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
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
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
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
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
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
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
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
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
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口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
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憎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
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
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憎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
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
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
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
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
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
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
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取黄玲，豁出去这
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
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
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
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
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
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
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
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
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
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
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
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
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
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
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
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
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
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
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
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
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
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
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
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
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
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
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
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
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
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
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
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小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
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
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
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
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
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
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
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
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
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
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
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
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
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
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恩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
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
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
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
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
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
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
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
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
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
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
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
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
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
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
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