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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报告政府-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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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七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兄弟(10)
  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的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个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张弟弟的照片,便明白这位退休老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正在这一刻,停电了。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电业局也骂儿子,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和其他人忙去拉扯他,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认得儿子和邻居了。他愤怒地大喊:“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这些手电筒来骇得住谁?……”
  他被送进了医院,一躺就是十来天没有苏醒,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他恐怕是不行了,家属得准备后事了。汉军和家人不相信这些混账话,去找院长哀求和争辩,又把父亲转到了另一个医院。事情的结果是:父亲最终醒了过来,而且慢慢恢复了正常。他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笑呵呵地与方强一起去钓鱼了。他的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喜欢喝罐装可口可乐,儿子和媳妇给他的钱全部花在巷子口那个杂货店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个空罐出现在墙角。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甚至厚着脸皮找晚辈或者邻居讨要。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要文。他找来纸和笔,把这些特别要文的段落摘抄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者职业介绍广告旁边。
  市容监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十分伤心。一旦发现他前一天张贴出去的文章不翼而飞,他就呼吸粗重,满脸涨红,手指开始发抖,胡言乱语也就随口而出:“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不让他再次病重入院,汉军偷偷去求市容监管队,求他们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愿意为父亲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街头的广告位置。
兄弟(11)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小字报后来果然有了特殊地位,可以保留三天左右或更长时间。这使老人比较高兴,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远远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手抄报,你看看,真理就是真理,谬论就是谬论,真理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他不知道这些真理的代价不菲,一个月就要花去儿子几百块钱罚款。厂里停产的这一年,汉军拿不到工资,实在交不出罚款了,就偷偷变卖了家里一个进口的电饭锅,气得老婆脸色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老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淋的指头指向丈夫的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啊,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把电视机也拿去卖啊!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啊!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啊!你打!你耍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他拿走了所有的慰问费、赞助费、抚恤费,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好欺侮啊?”
  汉军也冒出无名火,拍桌子大吼,“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沉闷的嚎哭。
  汉军抽了一支烟,缓和了一些,走到床边冲着女人一起一伏的背脊和高高突起的胯骨,不知道该说什么。“离吧,我早说过罗家不是你呆的地方。”他又说,“你吊颈也要选棵大点的树,莫说我们拖累了你。”
  “你动不动就说离,你怕我不敢离?”
  “是要你离,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起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是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去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啊!”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
  “老娘不签就不是人!”
  妻子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日本轿车,看来是妻弟的动作很快,是要来接他姐姐走了。他停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正当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了妻子的声音:“……我是要恨他,我是要恨他,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你们要我怎么走得出这张门?结婚十八年了,他明明是个好人我没法说他是个坏人啊,我没有办法啊。老天,我没有办法啊。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片静寂,然后是她弟弟的一句怒吼:“你是个猪!你是个疯子!——”两个女声的叽叽喳喳随即跟上,似乎是在继续规劝着什么。
  “我是一个疯子,早就疯了。我不可能走……”这是汉军听到的最后一句。
  他走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茫然地往前面走。他走到方强的家,还走到一个熟人的家,但主人都不在。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发现城市已经远远甩在身后,发现自己来到了母亲和弟弟的坟头。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墓园里,想抽一支烟,还没有打燃火,突然捧着自己的头嚎啕大哭起来。
  八
  我又来到了戥子桥五号。我远远就嗅到了车前草的气息,这些草长在墙根、井边、后院,有时也偷偷长在床下潮湿的角落。我还远远嗅到了麻石、青砖、朽木以及绿苔,嗅到了门前石阶的冰凉。我听到了大门吱呀一声如此耳熟,似乎门是被我在多少年前推开。我看着进门后左边第一间房子,第二间房子,还有右边和前面的房子,记得当年第一间房子的陈设和模样,记得这些房子当年在油灯下轻轻地摇晃。我看见木窗上有几处刀痕,还有更多的钉痕,还有厨房门后油漆涂下的“八十”两个字模糊不清,想不起这些痕迹后面的故事,想不起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面容和神情。妈妈。
  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老头儿,还有他的老伴儿,不知是这座房子第几任房主。他让家里的每一间房都堆满了玻璃酒瓶,说靠回收和洗刷这些瓶子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桌上堆着干肉、干鱼、红枣、年糕、烟酒以及瓜子花生,还有将要贴到门口去的红对联。远远的地方已经有爆竹爆炸的声音。
  他问我:“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
  “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说这里的房子都快要拆迁了,罗家的人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不知道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也有几个陌生人来看过这房子,打听过罗家的人,但近几年来已经渐少。有几次他开门的时候还发现门前有一束花,但不知是谁留下的。
  我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没有脚步声。我果然又一次听到身后吱呀的关门声于是暗自得意。我总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敲错门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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