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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辉煌的幻灭-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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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卫星社坐上“卫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4353斤,使卫星社的“卫星”黯然失色。20多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7320斤。7320斤小麦就是铺在1亩地里,也足有半寸多厚,不知麦棵是怎样承受得了的。这天文数字让全中国目瞪口呆。
  吹牛皮确实不交税
  3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这块神奇的宝地,刚刚麦收罢,秋玉米尺把深,责任田的主人告诉我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是600多斤。”说起30年前的高产“卫星”,人们都哈哈地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吹牛皮不交税呗。”“咋说哩?”陈丙寅点了根烟,神情严肃地说:“放了小麦高产卫星,全国都知道,危害不浅哪!”他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他说:“其实,在放卫星之前,全国已经很热了,记得先是《中国青年报》上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3025斤的纪录,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日他娘,咱这儿水稻再高产也不过七八百斤。不几天《人民日报》又登了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2亩5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1741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这又叫我们吃惊不小,不信吧,《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多斤马铃薯就是在1亩地里堆起来,也得堆一尺多厚,咋种的呢?这时候,查岈山区开始割麦子了,说句良心话,当时最高每亩地也就200多斤产量,最好的地也顶多打300来斤,我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块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穗头大,籽粒饱满。一块是韩楼大队钟庄的地,一块是魏楼大队水库里的一块地,就有人开玩笑说:‘今年咱也放它个卫星。’我说咱放卫星算啥,不顶人家的零头。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来了,前后来的还有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
  吃饭的时候,方璜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方璜说:“一两千斤不算高吧?”我笑着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儿差不多。”钟清德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块儿地的麦长得好吗?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公社分派让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钟庄的那块地,让团委书记曹志新去打魏楼水库里的那块麦地,方璜说:“我也下去转转。”第二天,他们就都下去了。
  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公社接到方璜的电话,她很激动地告诉我:“韩楼放了高产‘卫星’。”我一听,忙问:“亩产多少斤?”方璜说:“亩产3000多斤。”我不大相信,说:“别打岔子了,会有恁多?”方璜说:“真的,一点错不了,陈世俊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还会更高。”公社出了这么大一颗“卫星”,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不能无动于衷,放下电话就赶到韩楼去了。一到钟庄,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过去一看,见方璜也在,公社副社长银宗吾也在,还有钟清德、陈世俊、曹玉娥一干人。麦垛不小,是个大马头垛,小山一样,确实不小,但要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是那种形势,谁敢说不相信呢?谁说不相信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我就问陈世俊:“啥时候割的麦子?啥时候打的?”陈世俊说:“昨晚上连夜割的麦子,今上午打的,一点不错,亩产3000多斤。”妇女队长曹玉娥也说:“是2亩9分地的麦子,每亩打了3859斤3两9钱。”我也不敢说有假,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落实了。”于是,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后来我说:得刨去点麦余籽。钟清德问:“刨多少?”我说:“刨个七八百斤吧。”最后,定为亩产3583斤3两9钱。我嘟哝了一声:“就这也有点玄,会打这么多?”方璜听见了说:“陈书记,这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不相信群众可不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亩产3583斤的报道。我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你不说真的不中,谁唱反调打谁的右倾。
  ●为人民公社争光吹点有啥
  坐在我面前的曹玉娥,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飒爽英姿,做了奶奶的她早已白发苍苍,和每一个山村的老妪一样度着晚年,从她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妇女队长的影子。她除了做饭,就是哄小孩,喂猪。提起放高产“卫星”的事,她摇摇头不乐意说,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缓缓地讲起那30年前的往事。
  那年俺才25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俺年轻时候,上进心可强啦,特别是看了电影《李双双》,俺就光想学着李双双的样子做。在队里干活,都是俺带着姐妹们干的。就说那块2亩9分地的试验田吧,是俺和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技术员陈根几个人培育的,开始定亩产2000斤。种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不生着新法子打2000斤不容易,过去我们都是五寸腿的耧种麦,两耧一垄,中间隔一条背垄。有人就提议,中间不留背垄,横着播一次种,竖着再播一次,麦子生长起来后都成了小方方格,不能下锄锄草,只能用手拔草。再一个就是多上粪,一车一车地拉肥,确实弄了不少,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弄了十多万斤肥料。
  后来,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伙都说这块地非亩产千斤不可。正准备割麦的时候,社长钟清德回来了,把我和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几个人叫到大队,说是开个紧急会议,钟清德对我们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清德又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陈世俊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呢?”
  钟清德说:“至少3000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得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100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了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试验田的麦子长得不错,打打试试吧。”
  我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地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高产“卫星”的放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想放恁大个‘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说:“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我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了我一眼,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慢腾腾地走路。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他这一说,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梁友仁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我们就组织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吭气。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放了出来。
  大科学家的惊世论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带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农业科学家也前来参观,对放高产“卫星”大唱赞歌。
  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也大量地吹起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安徽、河南等省的报纸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上千斤的省了。据《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多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
  全国处在一片疯狂的吹嘘海洋之中。岈山人民公社的3853斤“卫星”只好望洋兴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958年的秋天似乎耐不住性子早早地就到来了,不几天,高粱滚出红米,玉米甩出红缨,大豆不甘寂寞地摇响了金铃,红薯迫不及待地拱出胖胖的身躯。山民们早早地牵牛造场,磨好了镰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3853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3万斤以上的12416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2000斤到3000斤的26937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1816.7亩。
  悠悠40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1958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21.1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4000株,每株若有7个杈,每株可收14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3700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30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42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4000棵,每株100个棉花桃,按100个桃拆1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533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1958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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