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幻灭-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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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生产上的事，就中啦。”
　　张树蕃忧心忡忡地问：“就这么简单？那机构哩？管理哩？”
　　陈丙寅眨眨眼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先顾眼前，咱不能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凉水呀。”
　　会场上万头攒动，红旗林立，一捆捆的决心书、申请书被送到主席台上，很快堆起半人多高的纸堆，很多咬破手指写下的血书被当场展示，赢得人们炸雷般的掌声。会议宣布开始后，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张树蕃站在夜壶灯下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乡亲们，地委同意你们并大社的要求，现在我宣布查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话音一落，会场上便响起口号声、锣鼓声。张树蕃又宣布：“今后咱们４个乡合为一个大社，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要充分发挥大社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干小社过去人少不能干的事情，为早日跨入共产主义再加把油……”张树蕃接着又讲了下一步的生产情况，主要是抢种早秋，加强小麦的中后期管理等等，会议开了近一个小时便结束了。激动的人们打着锣鼓，呼着口号，在杨店街游行，半夜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5、中国第一大社成立
　　翌日，经研究，查岈山农业大社按照“中央有啥咱有啥”的原则，下设八大部：农业部、商业部、财经部、公安部、林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外交部、军事国防部。各部部长由原各中心乡乡长或副乡长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丙寅担任农业大社党委书记，韩楼高级社社长钟清德担任大社社长，不脱产，大社社址设在杨店街原中心乡乡政府院内。
　　外交部还向外乡派出了驻外大使。
　　至此，中国大地上最早的由６０００户农民组成的第一个大社，正式成立。
　　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呢？”
　　“１９５８年４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２７个小社合并而成，为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了先河。”在中国当代史上影响２０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诞生了，看不出多么伟大，看不出多么了不起，看不出多么不寻常，一切就这么简单自然。只有在３０年后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回首去翻检那段历史时，才发现其中不同寻常的意蕴。
　　“麦口起，社员们听说苏联老大哥放了颗卫星，能到云彩眼儿里去了，大伙都说厉害，咱大社干脆起个卫星社吧，也厉害一回，大伙说中。对呀，错呀，总归是历史，谁能说得清呢？”３８年后的１９９６年之春，退休赋闲在家喂牛的陈丙寅对我说。
　　其实，真正挂公社牌子是在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６日以后，当时谭震林副总理在河南省委南院小会议室召见卫星大社代表和新乡七里营的代表，在娄本耀汇报大社情况时，谭副总理问：“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个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太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巴黎公社”为何物，只是顺杆儿爬连连说：“对对，俺们也是这个劳什子，俺也是公社。”
　　谭震林惊异地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忙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好，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会议结束后，新乡七里营的同志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参观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
　　夜里，娄本耀慌忙拨通了遂平县委的电话，接话人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高运坦，娄本耀说：“高主任，请你向蔡书记、赵光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卫星社要尽快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的同志要去参观。”
　　“公社到这会儿才算正儿八经地挂牌儿，后来７月份看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才改叫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娄本耀在自己的家中侃侃而谈，说起人民公社的成立仍然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查岈山卫星社原来并大社只是为了大一点，好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
　　“遂平县卫星社根据《红旗》杂志第４期陈伯达的文章引证毛泽东关于公社问题的言论，正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以后，河南全省迅速实现了公社化。”
　　仿佛一夜之间，山民们从灵魂到肉体都受到了一次洗礼，他们从内心发出呼唤，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
　　千古一梦
　　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原先锋一社组织３０余人到长岭山里的龙沟去开荒。这支开荒队有３名共产党员、两名共青团员，大部分是贫农积极分子。为征服自然，他们在穷山沟里搭起了草棚，自带米面，合伙吃饭。秋天，开垦的荒地收了粮食，种了蔬菜，大伙一商量，粮、菜不必分了，这种集体生活吃得好，吃得省，有利于生产，便决定把集体吃饭坚持下来，并把它命名为“幸福食堂”。（摘自《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９日）
　　那年秋天，王西强蹲在长岭山坡上抱着头、发愁今夜无米下锅时，绝没有后来的报刊文章中所描绘的那种浪漫心情，更没有想到中国第一个公共食堂创建得如此显赫与辉煌，以及这一切会与自己有什么干系。他别无选择，面对自远而至的苍然暮色，只有一个“愁”字了得。
　　从２２个生产小队各抽出来两条光棍汉子，组成了开荒队，打着红旗，唱着歌开进了长岭山龙沟，人一上山心里就凉了半截，两间放羊屋露着天，漫山遍野的荆棘荒草，不时有一两只野狼光天化日之下伸头探脑，窥视陌生的不速之客。好在人们苦惯了，把铺盖卷儿一扔，抡起镢头就干起来。饿了，就啃自带的玉米饼子；渴了，就趴到龙沟里喝上一口山泉水。夜里，身下铺着晒干的茅草，上面盖着破铺盖，天南地北喷上一气，呼呼大睡到天明。可是，不少队员们一个个的生病了，军心动摇起来。作为队长的王西强一筹莫展，急得找副队长钟青明商量。钟青明搔着头说：“人，没个窝不中，风餐露宿的没有不生病的。”王西强说：“啃干馍喝生水，再铁的人也熬不过三泡稀屎。”围绕住房吃饭问题，他俩捧住脑袋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割槐草，把房子修好，人住进去。吃饭的问题，把大伙带的干馍凑到一起，弄口大锅，吃饭时蒸一蒸，吃热馍喝热汤。王西强拍着大腿说：“干吃馍长口疮，让大伙挖点野菜，放点盐煮煮吃。”光棍汉子们砍来茅草当炊笤，砍来荆棘当柴烧，挖来野菜煮煮吃。开始，２２个光棍汉轮流做饭，可有的人不会做，队里就专门让一个手脚干净点儿的人做饭，有房住，有饭吃。干活累了，就哼上一段“前边来了大姑娘，长得那个真漂亮，脚穿一双绣花鞋，樱桃小嘴让人慌”。日子也就一天天地打发了。后来，队员们从家里背面，调剂着吃。为了便于掌握伙食情况，王西强用纸片画上字，盖上章，权作为饭票，实行饭票买饭制。一斤黑馍四分，白馍八分，稀饭不要钱，一碗面条两分钱，人们打饭都很自觉。再后来，开的３００亩荒地丰收了，打了一囤囤粮食，又养了一群羊、一群鸡、几头猪，种了几洼菜地，胡萝卜、大头菜、南瓜、白菜收了几千斤。炊事员李黑手艺挺不错，今天做油馍，明天肉面条，三五天就吃顿肉，就连面条做得也很有水平，５斤面擀成面条，５斤面搅成面糊，饭做出来又稠又出碗，光棍汉李修敲着饭碗说：“食堂真正好，不愁吃，不愁烧，吃得好，吃得饱，一辈子也忘不了。”
　　本来这件事很平常，谁知有那么一天，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县委书记蔡中田，他们都排队吃了一顿饭。谁知这一吃不当紧，回去县里就发出了红头文件，说龙沟青年队创办的常年食堂是共产主义幼芽，改变了家庭私有制的观念，是农民在思想、精神、习惯上的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红旗，拔掉了资产阶级的白旗，表明着快要走向共产主义的预兆。
　　当王西强拿着红头文件一看，心里着实吃惊不小：人家领导咋恁有水平哩！自己树了红旗拔白旗自己还不知道，连快走向共产主义一点预兆都没有，真他娘的笨虫！炊事员李黑见他面带喜色，便问啥喜事。王西强怔怔地瞅瞅锅，拍李黑一巴掌，说：“日你娘，你快弄成共产主义啦，你知道不？”李黑说：“别胡扯了。”
　　没几天，县里、社里都派人来龙沟参观，都说要看看共产主义常年食堂啥模样，王西强忙前忙后地向人们介绍情况，不几天嗓子就喊岔了声音，李黑这下才知道这事不是胡扯了，他也一本正经地用勺子敲着锅沿儿介绍起经验来了。
　　更让王西强吃惊的是，龙沟常年共产主义食堂的经验一经推广，在全社会、全县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卫星农业社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建食堂３０１个，９３６４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平均每个食堂３１户、１００多口人，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５００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每人每月只需交２～３角钱的菜金，就可以吃个肚儿圆。全县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９９个、青壮年食堂２４７个、幸福食堂（老人）１２６个、综合食堂１６６７个。
　　据《河南日报》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报道：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巨大变革，培养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观念，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性和落后意识，从根本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着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着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净想着摆弄着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一个月改善２０多次生活，炸油条、糖糕、吃鱼、吃猪肉等。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就编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着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笔者家住查岈山下，是吃着大食堂的窝窝头、喝着菜汤长大的，对人民公社大食堂感受颇深。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每当开饭的铃声敲响，家家户户便拿着吃饭家什倾巢出动，老老少少，赶到大食堂的饭厅吃饭。几口大缸里冒出诱人的热气，人们排着长队打饭，吃饭时人们的吮吸声、咂嘴声惊心动魄。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什么都由共产党给包下来，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
　　每当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饭碗往公共食堂拥去的时候，王西强心里总有点说不出来的怅惘：“娘也，这事弄玄了！”
　　全民皆兵男女禁欲
　　１９５８年的麦口上，农活正忙，玉米该种了，棉花芽子该栽了，尽管成立了公社，可社员们干活仍然是各扫门前雪，干部们急得上火，社员仍是优哉游哉：“慌啥？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早上，陈丙寅在土山街食堂喝两口稀饭，中午到韩楼吃了几个菜包。社长钟清德见他吃得不多，就问咋回事。陈丙寅拉他到屋里，两个人卷了个喇叭头，吸着。陈丙寅发愁地说：“清德，你看这农活多紧，人们却是慢工出细活地干，会中？能不能想个法子，加快干活进度。”钟清德拍拍大脑门，思索着说：“陈书记，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组织专业队的事吗？”陈丙寅说：“记得呀。”钟清德慢条斯理地说：“咱们组织的２００多个抗旱种麦专业队，一处吃饭，一处睡觉，一齐上工，一齐收工，不几天就完成了抗旱浇麦任务，这事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很有点像解放军的军事化。”
　　陈丙寅眼睛一亮，说：“对，咱也学学解放军的样子，搞搞军事化，把男女青壮年编成团、营、连、排、班，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钟清德说：“是这个理儿，干脆全按解放军那一套，上班吹军号，干活吹冲锋号，休息吹休息号。”
　　陈丙寅说：“这事得社党委研究一下，今夜咱俩回去，召开党委会，明天就弄成它。”二人兴致勃勃地赶回公社所在地杨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