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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辉煌的幻灭-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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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的重大转变。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年开展的整风整社“反五风”运动十分深刻。那些“五风”严重的干部们垂头丧气地排着队,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着,反省认错,劳动改造。深受“五风”之苦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继续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及加强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1961年,党中央还采取了提高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降低农业税率、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管理体制、改进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压缩调整工业等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采取的调整措施不够及时和得力,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经历了一番风险,又开始了新的航程。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内忧外患,让中国这个巨人有点步履踉跄,前进艰难。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了全部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掀起新的反华浪潮。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
  没顾上吃1961年的腊八粥,中共中央、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们,冒着刺骨的严寒,赶到了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开幕,原定只开18天,按中央机关和六个大区分组活动,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的内容,会议到2月7日才闭幕,共开了28天。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会议的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后,政治局还没有讨论,毛泽东提议直接印发大会,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在各组讨论的同时,会议组成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用8天时间修改,形成《报告》的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案”。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同意提交大会进一步讨论、修改。
  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大家。刘少奇在会上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等四个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说明和补充。会后,各级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同志普遍感到满意和兴奋,认为报告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中央向大家交了心、交了底。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1月29日下午到2月7日,开“出气会”,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原计划1月30日或31日结束,但到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有一个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打击,不报复。”
  1月30日,各级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向上级提意见。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1月31日到2月7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共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2月4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戏。5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在会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经常工作、培养和挑选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林彪、朱德、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话。
  2月7日,大会胜利闭幕。
  “七千人大会”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四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初步认清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错误、缺点,确定1962年的任务,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1958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华东局的柯庆施一贯极“左”,他对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足干劲?越看越没劲。”
  刘少奇不仅在《书面报告》中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而且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还相当大,工业也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都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1958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领导工作中找原因。1961年5月,刘少奇同志下到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
  他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少奇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地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与会者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会议认为: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也表示:“在中央,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
  大会在讨论和分析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共计十六条。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
  毛泽东态度诚恳、谦虚,与会者无不深受感动。
  大会自始至终民主风气很浓,连续四天的“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高潮。毛泽东说:“要让人家讲话,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有错就改,谁的错误就谁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毛泽东表示,不要把他写成圣人,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周恩来带头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二是,1958年6月2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0%的文件。
  刘少奇也说:“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偏向,这种集中过多,不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
  陈云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确。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全国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67.6亿元,比1961年减少55亿多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1961年减少406个。
  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1962年年底,全国精简职工9.35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1963年又继续精简职工100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300多万人。
  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高级社以来即存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严格财经管理,控制通货膨胀。加速货币回笼,增加财政收入,消除财政赤字,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此时的中国虽然还不是一片莺歌燕舞,但毕竟从泥淖中站了起来,逐渐恢复生机,历史的列车又隆隆前进了。
  历史是有情的,也是无情的。历史终于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25年的人民公社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那是1982年12月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的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
  人民公社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毛泽东生前也多次谈到人民公社存在或垮台的两种可能性。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在一份材料上写的一段按语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忙做结论。究竟人民公社是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
  人民公社真正开始崩溃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长达3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艰难曲折、坎坎坷坷中走了出来,她以大无畏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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