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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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每攻占一城一地，即令士兵上街粘贴，宣传日军的所谓“讨蒋爱民”方针。
攻占武汉前夕，日本各新闻社派遣大批记者来前线。为了拉笼他们，冈村常邀
记者们在九江指挥所的屋前庭院里聚餐，请他们除了宣传报道日军官兵的“勇武精
神”外，尤其要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向外界散布其部队所谓的“爱民”方针和事例。
当时，来第11军采访的记者总计达260多人，作为繁忙的军司令官，他一有空就与记
者们广泛接触，其部下宫崎回忆时吹嘘说：“冈村将军视野宽广，交友遍及国内外，
健谈善听，记忆力非凡。因而与随军作家、记者交谈的话题似乎无所不包。在司令
官室内，常可看到他翻阅高级综合杂志。他对人心动向，洞察人微，或许就出于这
种渊博的习性。像我这样一介武夫，既不善于和文人们交谈，且有嫌弃之感，自觉
心胸狭窄，因此，我更增强了对将军性格的崇敬。”
别出心裁的口号提出了，宣传也在大肆进行，总要有点儿实际行动吧？
冈村宁次认为，“性道德下降（其实是压根儿就不讲此道德———作者注）是
对华作战部队的第一大问题”。他看到的一份宪兵报告中提到，一位曾住在蚌埠已
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妇女说，中国兵掳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却奸淫而不掳掠。此妇人
之见虽片面，却道出了远在国外征战的日本兽兵作恶的侧重点。
当时，一位《读卖新闻》的战地记者在对日军部队进行了大量调查之后，发表
了自己的见解：“……造成上述纪律失控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军
事当局对士兵的身心健康关心甚少；二是下级军官有意纵容和包庇士兵，我接触的
许多军官都这样认为：作战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领地的妇女。反
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证明该官兵越是生性勇猛。他们说，这样的士兵都是最
优秀的战斗骨干……”记者显然不敢把此归结到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以及高级
军官的头上。
日本民族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因而具有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特
殊气质。例如他们既爱美（菊花）又尚武（刀），既礼仪周全又野蛮残忍，既信仰
科学又崇拜皇权，既民主又专制，既守旧又纵欲，等等。总之，这是一个奇特和充
满矛盾的民族，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性情，又无一不是以最高冲突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连冈村在其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可能是几千年来闭居岛国的日本民
族自然形成的天性”。如果这样一种民族“天性”，放在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均落
后、羸弱的国家，或许还没有什么，偏偏日本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强大起来的东
方国家，再加上明治以来定下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愈加蔑视它周围的国家和民
族，将其极端矛盾之民族性格的另一面，一股脑儿地宣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头上。
在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强暴妇女比抢掠财产更令人痛恨，自诩“中国通”的
冈村宁次深知这一点。如何节制官兵们的兽欲呢？冈村采取了三招，首先是满足官
兵的“生理需要”，增加慰安妇；其次，对已经发生的强奸行为，通过对受害人付
“慰问金”的办法进行所谓“调解解决”；最后来了点儿硬的，建议陆军省制定所
谓“战地强奸罪法”。
慰安妇，即随军妓女。18世纪以来的世界军事史上，大规模征集和使用随军妓
女的做法，日军独此一家。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没有这样干过。谁发明的呢？有的
战史书里认为慰安妇起源于《麻生意见书》。1937年，一个叫麻生彻男的少尉军医
在对日本陆军进行了两年多调查之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即《麻生意见
书》。麻生军医首次在报告中提出建立“随军慰安所”的设想，以消除官兵性欲旺
盛带来的种种不安稳因素。他将这种“随军慰安所”的职能明确规定为“军队卫生
性公共厕所”。意见书呈递到军部后被采纳，所以日军从此有了这种专以满足官兵
性欲的机构。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也未经过详实的考证。一个小少尉的报告能否呈递到军部
并引起重视值得怀疑。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冈村恬不知耻地明确承认：“昔
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此事，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
计划的创始人。”起因是“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二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
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
出现，令人感到欣慰”。这段自供，一方面大大缩小了日军兽行的数字，另一方面
表白他是仿效海军才这样做的。其实，随船妓女在帝国主义国家海军中均存在，日
本也不例外，但那不是大规模征集的，也并未专门组成一个“团”，成为一种专职
组织。所以，尽管解释和遮掩一番，他总归承认了自己是日军这项计划的创始人。
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性生活对日本
军人来说是绝对的需要，越是第一线部队越需要。日本军事当局正式将随军慰安所
作为军队编制配属部队是在1939年，但是在冈村的建议和争取下，第11军在武汉会
战中便提前列编了，“现在我麾下的几乎各个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
兵站的一个分队”。慰安妇们在第互互军里享受允许着军装的“待遇”，随各单位
后勤机关行动，每到一地立即设营以肉体“慰劳”作战部队官兵。
效果怎样呢？一些部队有所收敛。冈村承认：“但像第6师团那样的部队，虽有
‘慰安妇’同行，奸淫仍未绝迹。”
武汉作战初期，日军慰安妇粥少僧多，还满足不了官兵们的需要，强暴中国妇
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冈村断言“在战场上，奸污妇女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罪行”，
所以经他的默许，“有不少事例用调解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调解金各地统一为15
日元”。在他看来，其部下的禽兽们施暴于中国良家妇女，似乎是花钱逛妓院。不
过，比起日军在南京作恶时先奸后杀的通常做法，还算是对受害者“开恩”了。
旧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赤贫。日军一般官兵在中国老百姓家里掠不走什么值钱
的物件，即使抢到点细软，从战地寄送回国内家中也颇费周折，所以唯有对人下手，
肆意杀人强奸。武汉会战后期，冈村愈来愈意识到日军的暴行已直接影响了军事行
动，便想用点儿硬的手段来约束一下官兵。
1938年10月10日，南浔线战事未了，冈村接到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
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称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宰吃耕牛
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
强奸暴行即已发生20件，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
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冈村接的另一份报告称“我
军为攻占武汉紧急修筑的陆军飞行基地跑道工程，由长江对岸小池口附近的一位村
长承包。因士兵轮奸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施工停顿，煞费苦心征集的当地
民工一哄而散，一人未剩”。
他对部属官兵如此不知大局“大失所望，因为这类事件直接给作战带来重大损
害”。
由于小池口机场跑道能否尽快修筑，与攻入武汉关系甚大，冈村便派军司令部
人员“直接过江视察现场，对居民进行安抚慰问”，并亲自参与对事件的处理：
“当时，五十岚宪兵队长前来报告，他以平淡口吻讲了以下意见：调查小池口
上等兵等3名轮奸事件时，得知少女既未极力反抗，也未亲自告发，不能构成强奸罪，
所以最好不予起诉。在座的军法务部长也陈述了相同意见。”
冈村宁次似乎倒比两个“执法者”明白些：“对他们的意见，我严厉斥责说：
我也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国内为前提制定的法律，对此不
能不深加考虑。我们出兵不是称圣战吗？！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
应当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枪面前谁敢来亲自控告？宪兵须让被害者都来亲自控告，而
后严惩所有罪犯。”
那几个兽兵在作战的节骨眼儿上妨碍了大局，惹恼了军司令官，自然没得好果
子吃。这件事过后，冈村称“我痛感必须设立战区强奸罪法。当时陆军刑法规定，
强奸案诉讼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样，必须受害人亲自告发方予受理，我认为这是根本
性错误，应予修改。1940年我返回国内时，向阿南陆军次官提出我的意见，正义的
阿南次官当即同意修改。其后历时两年，终于在1942年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
一纸律令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了日本侵略军官兵的禽兽行为呢？中国人民和其他
遭受过日军蹂躏的国家人民心里最清楚。
不过，冈村率领下的部队进入武汉城，倒的确没有再现一次南京惨案那样的暴
行。由于这次还是那个第6师团打先锋，入城前他找师团长稻叶研究方案，决定让该
师团军风纪“最好的”都城联队进入市区，其余全部不许入城。接着，他召集各部
队长会议，训示道：“……部队宿营地区，避免设于市内，应选在郊外大建筑内，
以便于维持军纪、风纪；在武昌的粮道街、汉口的大五庙至下码头、汉阳的朝宗门，
设置难民区；须保护汉阳、汉口、武昌的建筑物、庙宇、大学、图书馆等；武汉有
各国租界及使馆，本军一举一动，世界瞩目，因此是以实际行动宣扬皇威，使其理
解皇军真姿的绝好时机，所以每人对此务须慎戒，且鉴于过去之教训，防止因日久
而松懈。再，武汉为本军今后常驻和作战之基地，一切建筑、设施，严禁破坏”云
云。
为了减轻中国民众的激愤情绪，冈村又向各部队提出了“不要大事庆祝武汉入
城式”的意见。
相比较而言，日军这次打入武汉比攻占南京花费的时间长得多、伤亡也大得多，
因为在南京及其周围双方并未进行过多大的战斗。而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是真下
了本钱的，4个多月令日军死伤数万人，它要大规模报复一下似乎比占南京时更有
“理由”。冈村称，“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根据我军攻占南京时的行为，似乎已想
到攻占武汉后可能发生暴行。但是，意外地我军纪律严明，因此，民心大体安定”。
冈村明白：松井石根之流的劣迹使世人将日本皇军与“禽兽”二字连在了一起，如
果日军一再制造大案，南京的后遗症恐怕永无消除之日。另外，从军事上说，对武
汉也不能破坏太甚。外围战的极大消耗和国内调兵的捉襟见肘早已明白无误地告诉
他，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调用已达极限。武汉也许将是日军今后卡住西南出口，
与中国军周旋的基地。他自然不能自己先毁了这块基地。
但是，侵略军官兵为非作歹已形成习惯，武汉城内外日军制造的大小暴行仍不
断发生。还以日军“第一大军纪问题”奸淫来说，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一书载：
“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
‘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
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的我国女同胞，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
区，在这些淫窝中惨遭蹂躏……”
冈村在其日记里也承认，“爱民方针实现起来颇感困难”。但他不认为这是日
本军队的那种禽兽般的氛围造成的，他说现在大部分部队因随时伤亡、随时补充，
都换了几茬人，多数官兵并非现役，一般都是应征后立刻上阵。他们来军队的时间
很短暂，而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是社会没有教育好的结果，“因此，与其说是
军队之罪，莫若说是社会之罪、国民之罪”。冈村还居然感叹近年来“满洲事变特
别是中国事变后，随着国家财政的庞大化，资本主义弊端到处泛滥，黑市盛行，社
会上好人受难。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想得到优秀的士兵，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好兵
只能由良民来培育”。他把日本军方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言外之意他也与一般官
兵的行为无关。
冈村还为自己开脱罪责称，由于进城20天后“再次颁布了军的宣抚规定，又重
新下达训令严禁非法行为，因此，各兵团、各部队未至发生大的事件。……停战后，
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