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二辑-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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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上几年就越来越好了。琳恩说，等到她的四个女儿上学的时候，黑白合校已经完成。她的女儿有黑人小朋友，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她说，与此同时，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普遍趋向自由化，黑白合校以后，教师在用纪律惩罚性地约束学生方面有更大的顾虑，甚至不再约束，导致过分放纵学生，教学秩序不能保证。这些是现在有孩子的美国人非常担心的事情。
我问安琪：“那么你呢？你小时候是怎么上学的？”
安琪生长在南方小镇的白人大家庭，是地方上富有且受人尊敬的士绅人家。她今年四十岁，刚好是“黄灯转成绿灯”时候上的小学。安琪却不好意思地咕噜了一句。
我没听明白，正要再问，琳恩在旁边开她玩笑了：“人家是有钱人的孩子。”我立即明白了，安琪说的是：“我上的私立学校。”
这就是黑白合校进程的另一方面。美国的黑白合校，是为了实现教育的平等而作出的努力。但是，教育一天也不停顿地影响着千家万户，影响每一个孩子。不仅影响教育状态得到改善的黑人，也影响原来比较稳定的白人。使用校车把黑白学生运到一起，实现公立学校黑白合校以后，普遍提高了原来黑人学校的水准，但是也降低了一些原来白人学校的水准。更为现实的是，家长不再是想让孩子上哪个学校就能上哪个学校，而是报名以后由学区来统一分配学校，以保证黑白合校。家门口的学校不能上，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实在太大，谁也不敢对子女的教育掉以轻心。即使是支持黑白合校的人，有时候也不得不采取别的做法来保证自己孩子获得令自己放心的教育。很多家长就像安琪的父母一样，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普遍要求家长更多地参与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家长更放心一些。我问安琪：“私立学校很贵吗？”是的，很贵，安琪回答。
等到安琪的两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她和丈夫采取的办法是搬家，搬到较好的学区，能够分配到较好学校的地方。为此，他们搬了两次家。为孩子的教育而搬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多是白人。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市，在十余年时间里白人学生只剩下一半。这种情况，被称为“白人流失（White flight）”。
六、科尔曼报告
说到美国的公共教育，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这个人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
话要从1964年说起。1964年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新的民权法案，奠定了全面废除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种族平等的法律基础。这时，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黑白分校制度违宪的布朗案裁决已有十年，黑白合校的过程还在以“审慎的速度”进行之中，而全国范围内，黑人儿童的教育条件和水平究竟如何，有没有值得政府和社会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国会在1964年民权法第四条中提出，要对公共教育制度各个层次作出专门的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平等教育机会的问题，以便在调查基础上，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这一调查任务落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的身上。
科尔曼教授带着一班人，收集了美国各地四千个学校六十万个学童的数据，这是教育领域所做的规模最大的调研。然后，他们关在一家旅馆房间里，进行了三个月的分析。1966年，在国会规定的期限前，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这就是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它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研究结论，出乎了科尔曼自己的意料。
在此以前，人们只知道，黑人儿童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且越往后差距越大。科尔曼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以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造成的。调查结果却发现，原来的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而且在分析学童学习水平的因果相关性以后发现，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有形条件，而是学校的社会构成，即学童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科尔曼发现，如果一个学校里大多数学生是经济比较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那么所有学童，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表现出比较好的学习成绩，而全是穷学生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就普遍较低。在黑白合校而大部分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黑人学生的学习比在全是黑人的学校里好。他还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如拉丁裔和印第安人，相比白人中产阶级，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科尔曼名之为“自我评估（self…esteem）”。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自我评估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差，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
人们发现，造成了黑人和弱势人群学童“自我评估” 较低的原因，是社会现实。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分布。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百分之一点五是黑人，而黑人占的人口比例接近百分之十三。加利福尼亚州六十年代有二百万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公民，直到1969年，他们中只有三个本州法学院的毕业生。亚利桑纳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都有很多印第安人，却从来没有印第安裔的法学院毕业生。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考察。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它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即考察学生能够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也在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用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特别是法学院，以往凭成绩不可能入学的黑人学生，现在占了可观的比例。事实证明，这些黑人法学院毕业生为社会提供了合格的黑人精英，改变了黑人在政府各分支和社会管理部门的比例。这种反向歧视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变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状态。
七、重归社区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法庭在黑白合校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开始放松，因为这时候强制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种族和肤色的平等在法律制度上已经确立，反对种族歧视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当年代表布朗家庭出庭最高法院的黑人律师马歇尔，已经由约翰逊总统提名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情况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现在，对学校和教育体制的控制，开始重新回归到社区手里。
1973年，最高法院在对丹佛市一案的裁决中，提出要区分由州政府实行的种族隔离措施和民众自愿选择而形成的分离，后者并不违宪。1974年，最高法院在裁决中，否定了跨都市范围用校车运送学生。于是，在有些偏远农村地区，如果居民全是黑人或全是白人，就会出现基本上是黑人或白人的学校。这种学校不再被认定是违法的种族隔离学校。
199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和格林案中发出的命令，并不打算永久地起作用。这些命令，只是要废除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废除不平等的黑白分校，让历史上受不平等待遇的种族，能够得到平等教育的机会。一旦黑白分校制度被废除，学区达到了格林要素的要求，学校的控制权就应该回归社区民众。1995年，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提出了新的目标：公立教育重归社区。最高法院强调，通过司法命令来弥补以往教育制度的不平等，“时间和范围上是有限的”。教育的最终控制权属于民众自己。
2004年是布朗案五十周年。半个世纪来美国的公立教育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在平等和自由的两难处境下，美国人左右为难。随着黑人自身意识的觉醒，黑人普遍开始强调自己的文化价值，有些黑人社区也要求在公立学校中体现黑人本身的特点，要求有黑人自己的教育内容。现在不仅是白人，有些黑人也愿意黑白分校。2000年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有些地方的黑白学生，又有分离的趋势。
这条寻求公平的道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第二辑 九十老太的长征
轰动热闹的美国大选已经落幕。从竞选开始，到选举尘埃落定，那是吸引大众目光的漫漫长途。就在竞选开始之前，在美国还发生着另一个与大选有关的漫长旅程。很多美国民众的目光追随着一个没有喧嚷和欢呼的行程，追随着一个顽强行进在孤独旅途上的特殊跋涉者。她是一位女性，一位祖母级的老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已经九十高龄，她叫桃莉斯·汉道克。
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从地理上的形状来说，美国是一个海螃蟹形状的“横大”的国家，东西两头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所以，从大洋走到大洋的距离就特别远。老太太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遥远的路线，从太平洋边的加利福尼亚州，向大西洋边的首都华盛顿进发，总共五千一百公里，作为她步行呼吁“改革竞选经费”的宣传路线。
桃莉斯老太太呼吁的改革是什么呢？她呼吁大家重视美国大选竞选经费水涨船高，她要求国会立法禁止竞选过程中的“软钱”。
在美国的建国初期，几乎谈不上什么竞选经费。初建的美国很穷，与欧洲相比，竞选者相当平民化，他们发表演说的条件也非常简陋。当然总有一些人来帮忙的，一阵忙乎之后，也就是竞选人自己掏钱给买一点啤酒、糖浆水之类的，回报一下大家的辛苦。我们回顾这样的岁月，当然可以颂扬政治的清廉，但是却必须看到，在那种条件下，竞选者的政治主张，也难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其间接的结果，就是影响了选举本身的质量。试想，假如连一个候选人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都无法清楚了解，那么选民又怎么投出一张有意义的选票呢？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竞选者一定要走出去旅行巡回演说，要上电台电视台，要接触选民，这是必然会发生的。而这一切都需要钱，这就是现代操作的募集竞选经费。
也许可以问，美国的竞选者为什么不利用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宣传媒体，宣扬自己的竞选纲领呢？这样不就可以节省开支了吗？问题是，美国没有这样的由国家政府机构控制的媒体。他们为了保证政府不操纵新闻，不支配宣传，所以禁止政府机构干预媒体。政府机构更不能支持某一个特定的竞选者，这是违法的。就连走进政府机构的办公室，向里面的私人募集竞选经费，都是违法的。美国人认为，这是竞选摆脱被强权操纵的前提。而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是私营的，竞选者必须出钱买他们的播出时间。
所以，只能募捐了。但是两百多年下来，竞选经费自然在上升。根据这样的情况，美国国会开始通过一系列与限定竞选经费有关的法律，建立“联邦选举委员会”
实行监督，逐年修补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