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_2-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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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我到高级人民法院，见到范志敏同志。他说：我全部看了你的案卷，其中材料不全。谁介绍你入党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派你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做地下工作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身份为掩护？你为党做了些什么工作？你回家写一份补充材料寄给我。11月20日，我把补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我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见到范志敏同志。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送到北京市委审批去了。批回之后，我们通知你，你不用再来催办了。
我曾上访过许多机关，我感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事非常认真，也很及时，像我这样被判无期徒刑，坐监18年的大冤案，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得到平反解决，这在其他机关是少有了。
1980年11月28日，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关于我的冤案平反问题，北京市委己经批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12月10日上午，我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催办。刘罗彬、范志敏同志说，正好，今天开庭解决你的问题。开庭后，庭长刘罗彬首先”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其主要内容是：“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葛佩琦无罪；（三）原判没收的财物，按人民币折价发还本人。至此，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
6．党籍得到恢复
错划右派改正了，判刑冤案平反了，第三个问题是争取恢复党籍。1936年4月，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7月，在抗日前线，经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们，凡是已经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都要转移到解放区。于是刘子久同志就转移到解放区了。我当时已深入日本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难以通知我；因而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1942年经地下党员李年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我党中央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我由日本统治区回到西安后，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通知我说：他已经给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赵耀斌派遣和陈忠经介绍，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国民党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工作上和李年直接联系。1947年10月，西安、沈阳等处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赵耀斌被捕，我的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过去由于找不到赵耀斌，我的组织关系一直恢复不了。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我于1982年5月4日，写信给中央罗青长部长，陈述了我的经历和目前急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部长发函证明，赵耀斌在给我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给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198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收到这份证明材料。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也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建议恢复我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证明材料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并建议恢复我的党籍。
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指示：“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至此，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革命队伍；我感到心情舒畅，无比高兴！我决心向前看，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7 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陷于停顿。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文件。各高等学校成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进行该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校长袁宝华同志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我按国家教委文件中的规定，提出有关资料，请予评审。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根据国家教委文件中有关规定，于1987年1月21日，讨论通过，确认我为教授。
8 感谢新闻界和广大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说明对错案平反的一条重要政策，“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党和政府长期以来贯彻执行这项政策。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的错案，在全国报纸都刊登了，是在全国范围内弄错了的，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平反。但当我的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我要求把“复查结论”在报纸上宣布，有关当局却不予批准。甚至，新闻记者写的采访我的报道，他们也不准发表。他们这种不按政策办事的作法，加重了对我的政治压力。不得已，我向中央宣传部与了一封申诉信，请求将我的错案平反结论见报。该部一位副部长回信说：依据党的政策，你的错案平反结论应该见报。有关当局不准见报，你可以依据宪法赋予你的权利，自己写文章，报社是会给你发表的。于是我和几家报社联系，他们欢迎我的稿子。
1982年12月7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拙稿《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拙稿《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2月18日，《光明日报》以《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为标题；把有关单位给我作的“复查结论”中的主要内容，告诉了读者。12月19日，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同志写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登了这篇访问记。许多省市的文摘报和地方报纸，也摘登了这篇访问记的主要内容。从而引起广大读者对我的关注，我先后收到近千封热情洋溢的人民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来看望我。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和广大人民对我的这种同情和支持，我万分感激！
由于我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前后，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又给了我一些关怀和鼓励。1985年5月，北京《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青马同志写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 访葛佩琦》。同年6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叶永烈同志写的《泪人恨葛佩琦传》。有些报刊曾摘要登载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9月9日，安徽省《阜阳日报》发表了王天襄同志写的《葛佩琦在界首》。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同志写的《抚今追昔意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发表了周建明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支部生活》发表了李海鸥同志写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我感谢上述报道我的事迹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我的冤案能够得以彻底乎反的根本依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是我的错案能够起死回生、得到改正的关键。
在我的冤案平反、错案改正、党籍恢复的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工作同志们，给予我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万分感激！
1984年6月，一些老同学、老战友会餐于北京烤鸭店，祝贺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原劳动人事部顾问、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即席赋七绝一首，以示祝贺！
原诗如下：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子久同志的这四句诗，概括了我的经历和性格。抄录于此，以维读者。
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
罗竹风
1957年在春风和照的安样日子里，知识界为贯彻“双百”方针，促使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正在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五、六月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希望他们对各级领导提些意见，无非是为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言犹在耳，不久就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了。当时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够，还出现了一种“引蛇出洞”和所谓“钓鱼”的理论，干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多说心里话。“反右”斗争延续两、三年（包括整风补课）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钩”！
“反右”一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学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骇人新闻，孤零零的几句话，又无前言后语，令人难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责难逃，也实在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山东平度县的小同乡，他爱人朱秀玲是我爱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学。看到这条重要消息，我和我爱人不禁大吃一惊，葛佩琦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呢！两人窃窃自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对葛佩琦，我们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读人中学，依靠埋头用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其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加以论断，他又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涂，这样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惘。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当头一棒，险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烟缭绕脑际，退回几十年以前，我从平度知务中学初中毕业到黄县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从平度到黄县约360里，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者“雇脚”（雇小毛驴）；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驿站。在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我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的，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铜板约100枚）。没有顺头脚，“鸡声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赶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贫寒，无力“雇脚”，用小扁担挑起铺盖卷儿，步行360里，到了黄县。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同学们的赞叹和敬佩。
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学监”。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葛佩琦总是喜欢自动演点节目，山东梆子、毛轴棍儿（家乡小戏）、双簧一齐来，因而他在同学中是颇有点“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个朴诚、憨直、勤奋、心地良善、自得其乐的青年学生。
当时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借纪念“五·三”济南惨案，大闹一场，学校陷于停顿。高中还差一年，我去北平考人大同中学高中三继续读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葛佩琦同学到北平崇实中学，仍然半工半读，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铁工厂干活儿。接着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又成了同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踏步侵入东北、华北，国民党在“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时局极端动荡。胡适的那一套“读书救国论”已被现实所粉碎，葛佩琦也从实验室走向十字街头，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因为苦学，学习成绩优良，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不久，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间离开北平的，历经“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双十二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葛佩琦的情况不很了解；但坚信他一定在革命阵营里为救亡图存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青岛也宣告解放。我随军接管山东大学时任军代表。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岛，由黄县崇实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曲漱蕙（山大动物系教授）陪同他们和我相见。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得知他曾打人国民党部队搞情报工作，先在河南，后到东北。我劝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而且离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说是为了找组织关系。不便坚留，只得让他们走了。后来知道，他在有名的通县师范教书，不久就调到人民大学去了。不料霹雳一声，他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