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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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
1923年5月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仅仅在洛德·奥克斯福德后期生涯中认识他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关他30年或更多年头之前的形象或名声的报道。才干和沉默寡言，是会被认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烦的特征，这位来自贝列尔学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战时和战后岁月里，他看起来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来尚无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在后来的岁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觉到。
除却对别人的无情和对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奥克斯福德拥有一位伟大政治家所具备的绝大部分天赋。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当代条件下，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是否还会有足够的活力使自己暴露于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奥克斯福德通过缄默以及对于反击或抱怨的克制，来保护他的敏感性，他拒绝帮助，拒绝利用为金钱而奔走的新闻界。他可以当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他甘愿为保护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于保护自己，甚至到了几乎难以适应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这种为人、这种性格，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蔼而镇定的风度，以及优雅而粗犷的面孔；那些在他离开政府之后才认识他的人，将把这些当作他的特征而牢记。
此时谈论他的品质，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结束阶段，从他为国家提供的建设性服务来看，这个阶段极少或者说没有增添什么贡献，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对他本人之个性的印象。不过，将他推向国家重要机构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奋。洛德·奥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头脑的清醒。判断的敏锐、丰富而准确的记忆和辨别、对偏见和错觉的超脱，同独特性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我不能断言，这种对独创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个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头脑，是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实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厂或者说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矿区或者说一片涌泉之地。洛德·奥克斯福德没有会将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没有会将他双足提离地面的自我奋斗的气球。倾听和判断就是他的事务；他所占据的职位——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首相－－是那种最好被职业政客所占据的职位。对他来讲，透彻理解他人的意图，只需要寥寥数语和极少的时间；他能毫无偏见和熟练地在这些事务上运用适宜的知识和经验。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点愚笨和少许偏见，他就会在政治上也显得保守的了。回顾战前八年的自由党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丰富然而又何等有选择性，它在总体上多么完整地形成了各种事件的准绳。我们应当归功于洛德·奥克斯福德的，不是对那种计划的任何部分的发明，而是选择和执行它的智慧。在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它在1916年底首届联合政府垮台时达到顶点，我那时候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他从不屈服于速记这种现代灾祸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长。洛德·奥克斯福德属于伟大人们的族系，我祈祷他们永续不绝，他们能够提起笔亲手以简短笔记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奥克斯福德的缺点，与其工作相联系，大概存在于：在工作被临时推开后，他情愿将注意力由此分开；当工作日的事务完成后，就不再把它装在脑子里、挂在嘴边上。有时候，这无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时候也是弱点的发源地。这种思想习惯，也能为各种借口提供便利，特别是关于私人事务的借口。内阁运转所必需的、对忠诚的朋友们和不太忠诚的对手们之类人的纪律和严格的苛刻，对他来讲，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当酝酿中的重大事情是纯政治性的、丝毫不带私人性时，当他身后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与他同心同德，仅在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别时，洛德·奥克斯福德处于最佳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他能够运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会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并直接踏上智慧之途。为自由贸易而战、为国会法案而战，战争开局之年提供了这类机会；这个时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够作为一位领导人站起来，思想充满力量，精神镇定自若。
应当被记住的一点是，洛德·奥克斯福德热爱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他能以爱心对待图书馆中的书籍。当古典的和文学的嗜好——他在这方面的资质，曾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时，并未被他丢弃。我想，他之所以比较喜爱这些东西，正如他喜欢宪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论战一样，是因为它们同个人事务的污泥搀合不多。
除了在独特的家庭环境中，那些与洛德·奥克斯福德亲密相知的人不会想起他。他是那灿烂圆环旋转围绕的坚实中心——最欢乐、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现代英格兰最慷慨而最简朴的殷勤主人。无与伦比的女舞伴与他面对，智慧、丰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鲁、最厚颜的东西绕着他飞翔；置身于如此充足的辉煌中，洛德·奥克斯福德喜欢表现得最为迟钝和沉闷，以使自己放松，欣赏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着下巴，耸着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宽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报纸报道，对埃德温·蒙塔古的人格写得太少了。他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承受着剧烈的情绪波动，迅速地经过鲁莽的勇敢和自我辩护而到达可悲的惊恐与沮丧——他们总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戏剧化；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时，不是从最有利的视角，就是从最不利的视角，却很少持一种冷静和稳定的观点。在某个时刻，他会是东方的帝王，骑着一头大象，穿着华丽的衣饰；可是下个时刻，他又成了路边的乞丐，将富丽与光荣插入肮脏的灰尘之中。
他是一位东方人，却赋有智慧技巧；西方气氛自然地将他拉进了印度政治问题，并容许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间存在一种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兴趣的是所有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个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热忱的政治家。几乎别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厌烦。一些传记作者曾猜想他实际上是位科学家，因为从本性上看，他有时能从这种演员似的职业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据他的出身来判断，设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资本家。这也是远离真实的。
当然，劳埃德·乔治是他政治生涯毁灭的原因，他无法离开那支明亮的蜡烛，但这可怜的飞蛾知道，火焰将烧着其翅膀。就是从他的口中，我，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听到有关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讨厌鬼的最辉煌、最真实、最机智的描述。但同时，在这场景后面，蒙塔古的舌头是主宰；他的弱点，使他在实践中成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牺牲品；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易于利用并抛在一边的人之一。
我从未了解到像他那样雄心壮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温·蒙塔古更沉溺于闲聊的。或许，这就是他无法忍受处于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长和官员们的公务大厅里，他是一位闲聊客。他的乐趣是，在内阁里争论国家事务，然后出来向一个小群体提供一首借助于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讽刺诗——关于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当他能将闲谈推至亲密气氛时，他更为欢喜。他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从他的知己那里挤出一点——可能是勉强的－－亲爱之情。
1924年11月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鲍尔佛伯爵暮年辞世，使皇家经济学会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40年前我们创立学会之时，他们是最早的副会长；不过，在我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于6位的成员如今仍在为学会服务。
阿瑟·詹姆斯·鲍尔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赋都高，他曾是现代大不列颠的首相，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高级职务。他初次接触这个主题，是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作为他内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学生和朋友时。他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主题是关于复本位制。他的《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无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内阁所散发的最具“学术性”的文件。
他对上一代的两次经济大论战——复本位制论战和关税改革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他都承担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显示出他最显著的智力特征，表现出结合着谨慎和平衡的保守主义的非凡的开放性头脑。除那些太“热情洋溢”、太草率以致无法将观念化为行动的人之外，在英格兰的智力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最博闻的、出色辩证的、开放思维的保守人士，更能凭魅力与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谈及他无畏的政策飞跃。对于鲍尔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讲，《经济学杂志》当时评论为，“标志着英国货币讨论史的新纪元。”他对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运作形式上的拒绝是无条件的。“你们实际拥有的这种交易工具，”他说（意指金单金属主义），“是一种坏工具，出于你们的赞同，我向你们提供一种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况下可行的，同你们用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方法可能会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从任何在国会中领导着自己的党的政治家那里，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鲍尔佛1892年具有的那样。
《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经发表的最杰出的、科学的意见之一。它写得很出色，值得反复读。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将以怀疑、犹豫、模糊的感觉来对待鲍尔佛的著作，L。L。普赖斯先生，在《经济杂志》（第13卷，第567页）上回顾这个小册子，评论说这本小册子出版次日，一种鲁莽的批评（A．C．庇古先生在写给《时代》的信中）宣称，鲍尔佛先生只不过表述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在这种抽象形式上都会赞同的提议，在某些论点上他们还会比他走得更远；但是，他补充说，首相尚未作出努力来将这些未受异议的、无可置疑的、假定的推理，带入与当今英国环境的实际事实的联系中；这种联系在判明一项实际政策时是需要的，但这样一种企图注定要失败。
今天，在重读这个小册子时，这种感觉并不太明显。但谈及大不列颠情形的事实，就如后来的事件所证实的，人们一定因作者的预见和灵敏而产生一种尊敬之情。在剑桥的马歇尔图书馆，可以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评论》复制件，上面用铅笔在空白边缘处作了很多评论。请看看鲍尔佛的句子，“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种事实：我们的商业竞争者中最先进的那些人，如今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将继续保持如此。”马歇尔的评论是，“不一定”——在此人们再次感觉到，这位政治家对于商业与工业政策此后进程的预见，已被证明为更加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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