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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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908年，马歇尔从剑桥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上退休，此时他已六十有六。他所处的时代，薪水微薄，退休无养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询和报刊上也并未获得额外收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从他的教授年薪（700镑，包括他作为大学评议员的报酬）中拿出一部分，为本科生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借书室，还建立了一项三年一次的优秀论文奖，奖金60镑，用以鼓励创造性的研究；另外，他还每年给一位，有时是两位青年讲师提供私人津贴100镑，学校没有这项专款，但不如此就无法使他们安心于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他从出书中获得收入，这些积蓄已足以应付他退休后的生活。在《工业与贸易》出版之后，他的出书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以至于他的晚年比从前的生活要殷实许多。他常常说，当麦克米伦公司送来年度支票时，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处置这笔钱。他把经济学图书馆留给了剑桥大学，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未来的版权收入最终也都归大学所有，用以奖励经济学研究。
从教学和培养学生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之后，他现在可以用余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作最后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时的那些成果了。《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他在此期间积累的事实资料已经可以集结成书了。在确定晚年这几卷著作的范围和内容上，他的计划几经变换。他积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对他来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对此，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里解释说，1895年他决定把那些材料编为三卷：一、工业与贸易的现代状况；二、信用与就业；三、政府的经济职能。到了1907年，他已认为必须编为四卷了。于是他就决定集中全力编出其中的两卷，即：一、民族工业与贸易；二、货币、信用与就业。这是最后的方案，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业，而代之以国际贸易或商业。即使是这样，直到12年后，他77岁之际，《工业与贸易》才得以出版。
这段时期，马歇尔埋头于手头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务并不太多。他偶尔给《泰晤士报》撰稿，其中有对劳埃德·乔治先生所作预算（1909年）的评价；撰写了“酒精中毒与效率”（1910年）与卡尔·皮尔逊教授进行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撰写了“战斗到底”和“战争中的平民”；对“有奖债券”也有所论述（1919年）。1916年他致信《经济学家》，敦促提高税收以支付战费。1917年，为W．H．道森先生所编的《战后问题》撰写了一章，题目为“战后的国家税收”。
战争爆发时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价值。在尚未正式宣战之前，他受邀签署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我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并无利害关系，因而不应该参战。
他回答说：“我想，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利益，而且事关民族责任。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只要德国人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宣战，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们一定会入侵比利时。”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泛日耳曼主义心存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战斗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确的反和平主义态度，这一态度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不过，他非常反对煽动民族情绪的行径。他记得自己“了解并热爱德国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并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他们的友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要同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这既是我们的利益所在，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他也曾表达过“一种不安之感，恐怕公开演讲会激起民族情绪，而这不仅对于保证胜利毫无益处，而且会大大激发双方的相互屠杀，这将成为反抗德国侵略倾向的代价”。他的这些观点，招致了那些狂热的爱国者的愤怒。
最终，在1919年，《工业与贸易》出版了。这体现了他的坚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这种年纪都已经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这是一本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书。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对他长期劳作的成果总结。他把各部分合为一卷，这给人以斧凿之感。这种组合的困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把那些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相互关联的有价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但这本书在结构上的整体性并不强。尤其是本书的附录，他在其中收录了16篇单独的专论和文章。其中有几篇是在这本书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写成的。它们都很适于单独发表，因此马歇尔把它们都堆积在这里，只能说是一个错误。
这本书被分为三个部分，同附录一样，如果将它们分别出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一部分，标题为“工业与贸易现存问题的根源”，这一部分是从英国、法国、德国，直到美国这一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历史，涉及的时期主要是19世纪的后半段。
第二部分，标题为“企业组织的主导趋势”，尽管不完全是谈历史，但也主要是对19世纪后半段这一时期内企业组织形式演化过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演进过程进行国别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则是对此进行技术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标题为“垄断趋势：其与公共福利的关系”，对同一时期，由交通、托拉斯、卡特尔和联合企业所引发的特殊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如果说这部著作仍不乏整体性，那是因为它对1900年左右在西欧确立的个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的变迁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整体上说，这部书也表明了马歇尔总是念念不忘的一个观点，即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活动形态所具有的不断变化的特性。他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英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曾建诸其上的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核心主题，而在于那些不那么确切甚至有些模糊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马歇尔对各种事物的渊博学识和老谋深算。这本书不像是一条铁路，而更像一个矿藏——和《经济学原理》一样，包含许多有待发现和开掘的宝藏。和《经济学原理》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信，感到这本书有价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经具备了一定知识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学者。它包含了许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发点。没有哪本书像这样清楚地为读者罗列出那些独创性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对那些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要去抓住马歇尔的要领，这本书又过于平淡、流畅、文雅而且个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业与贸易》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成功。第二版很快就应运而生，到1932年底，已印刷了1．6万册。这本书的读者面非常广泛，而且没有遇到什么苛刻的批评，这对年事已高的作者来说是个巨大的鼓励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时间这个敌人并未成为他的障碍。
然而，岁月终究不饶人。他在《工业与贸易》的序言中写道：“年老说明容我著书立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写作并不像大型绘画那样，老态龙钟还可以继续工作。他还有很多构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难发表了。但他的决心与勇气使他恰好还能再出一书。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记忆力开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围绕写书并且节省每一丝气力。与来访者的交谈会使他疲惫不堪并大大损害他的工作能力。马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谢绝客人的来访。此时，只有夫人在他身边，而他在和时间做着斗争。他需要长时间地休息，听自动钢琴弹奏那些他最喜爱的乐曲，这在他最后的十年生活中成为一种莫大的抚慰。有时，他也听马歇尔夫人为他阅读那些熟悉的小说。每个晚上，他都沿着马丁利路在黑暗中独自漫步。在78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他并不那么渴望来生。马歇尔夫人问他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100年以后，他愿不愿意再到世上来走一遭，看看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回答说，即便他愿意，那也纯粹是出于好奇。“现在我所关注的，”他接着说，“已经日益转向地球变得可居住之前或许就已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以及太阳冷却、地球不再适于居住后可能达到相似发达程度的那数百万的天体了。”他说，使他相信来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知道来世是在人类存在的哪一阶段开始的。很难相信类人猿或早期的树居人类会有来生。那么，来世出现这一巨变又是在哪个阶段发生的呢？
马歇尔终生都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则益发严重。1921年10月，他80岁时，作了如下一则记述：“一工作脑袋就发胀，还浑身没劲，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这让我很苦恼。只要还有一丝气力，我就必须再工作整整两年（如果以一半时间工作那还需要四年），如果我还能活那么长的话。这之后，我就可以说一声‘永别了’。我并不在乎寿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把那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说出来。”
1922年8月，在他的80岁生日之后不久《货币、信用与商业》完稿了，并于次年，即1923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有别于他的设想，书中并没有“对可以利用的资源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他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在货币理论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
全书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断组成，其中有些写于50年前，这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述，并对他在这方面贡献的特点作过概要的评价。这本书中显现出《工业与贸易》中所没有的年老的迹象。然而本书仍然资料翔实、思想丰富，收集了很多学生们无法见到或很难见到的篇章。“如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埃哥沃思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中写道，“那么其中很多在本世纪的80年代还值得一读。”
“尽管年纪在逼迫着我，”他在《货币、信用与商业》的序言中写道，“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发表我已形成的对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观念。”尽管记忆力减退，身体极端虚弱，但在完全卧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强支撑着去编写另一部书。计划起名为“进步：它的经济条件”。但这项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写短信的时候，他还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个年头之后，有一天他说他要看一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因为他要写下一个“理想国”，使柏拉图如果活着会感到欣慰。然而，尽管他还伏案写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眼窝深陷，目光炯炯，白发苍苍，头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圣哲或先知。最后，他一点一点衰弱下来。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够醒来，忘记了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工作。1924年7月13日，离他的82岁生日还有两个星期，他与世长辞。
第十五章 玛丽·佩利·马歇尔
我们今天怀着恭敬的心情纪念玛丽·马歇尔，并不仅仅因为她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诚然，如果没有她的理解与奉献，马歇尔的著述生涯就不可能功德圆满。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纽纳姆学院历史上的地位，大约75年前，她是剑桥的第一位女经济学讲师；我们纪念玛丽·马歇尔，还因为她在最后20年的生活中对剑桥大学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她的祖上是自耕农，血统高贵，这个阶层是形成这个国家诸多美德与价值标准的源泉。自耕农在16世纪及这之前拥有自己的土地，18世纪他们变成了节俭的教区牧师和古典学者。佩利家族定居在约克郡的吉格莱斯威克已经好几代了。她的曾祖父的父亲于1733年取得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位，并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长达54年之久。她的曾祖父，威廉·佩利，出生于整整两百年前，是基督学院的研究员和导师，还担任过卡莱尔的副主教。他所著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先于边沁的同类著作，通常被人称为“佩利的证据”（“自然神学，或根据自然现象推测的表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下一代的另一位基督学院的学生，查尔斯·达尔文，在读过这部著作后，离弃了它的观点而走上正途。马歇尔夫人生前给过笔者一幅这位伟大的副主教的小小画像，以前她一直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还曾让笔者看过一只刻有花纹的箱子，里面珍藏着一小袋这位最不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