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凯恩斯先生更有资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状况更好吗？这简直不可想象。凯恩斯先生与杰文斯有相似之处，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统计学家，并且还不止于此，他也像杰文斯那样多才多艺。对凯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艺我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像杰文斯那样甚至精通气象学的程度，很可能是达到了。
　　　　在凯恩斯先生的评论中，批评的因素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或许有点遗憾，但我们并不欢迎那种只歌功颂德、遮掩粉饰的传记文章。凯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杰文斯的各种意图，有时候他成功了，有时候他失败了，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意图几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巅。总体说来，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失败的印象，但这种失败是一个先驱者的失败，他没有说服所有他想说服的人，但最终他将会说服许多人。
　　　　我感到了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刚才杰文斯教授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我们在想象，如果杰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于早逝而打断了工作，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凯恩斯先生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杰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么了。但，你可以想到，46岁或47岁的年纪，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的确是过于短暂了。这让我想起了“所罗门的智慧”里的一句谚语，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就是“短时间里已经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长些时候将达完美之境。”如果解释得随便些，这句话可以用在杰文斯身上。
　　　　有些“层次更高的批评家”这样说，“他没有留下出色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称颂他？”这些批评家当中，很多人都远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的鉴别力。他们说，杰文斯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总是东一块、西一块，不能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又有多少人比这做得更好呢？
　　　　对于杰文斯在学院授课时采取的方针我很气愤。他在欧文斯学院讲课的时候，非常想有权保证学生们都能通过考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讲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如果他讲授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的考试会统统“挂红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想还是留给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们去判断吧。
　　　　至于穆勒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们学会的小小轶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于是就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记录，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不是有我们的成员资格。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为成为我们的一员而努力过。如果要问我他们两人中谁更值得纪念的话，我坚决投杰文斯一票，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非常乐意支持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提议，因为他的文章为他本人，为这个题目，为我们学会带来了荣誉。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他想对由这篇文章引出的三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们可能愿意听他谈一谈关于太阳黑子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一直坚持认为太阳黑子与商业循环、与商业、就业的大的波动，以及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关于第一点，他曾在28年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不定，而太阳黑子周期是不变的。他担心后面这种说法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天文学家们确定的太阳周期长度也是时常变动的。但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太阳黑子与农业收成以及与工业国家的主要的周期性运动有什么关系。
　　　　至于人们考虑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阳辐射的波动会不会对地球上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反映在经济统计数学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点上讨论问题。
　　　　太阳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现象，如果说它对庄稼的生长没有任何影响，那是不合情理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亲自着手调查，并仍然认为应当把这一调查继续下去，因为庄稼的生长表现出一个15。2年的周期。对于这一数字，尤尔先生在排除了其他结果之后说，他认为这个结果不会错误，因为统计上的论据非常有力。这一点把威廉爵士引向了价格史，但在了解价格史的时候，他有意避开了对天气周期进行更多的研究，以免形成先入之见影响价格本身表现出来的结果。
　　　　威廉爵士认为，杰文斯最终将被证明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他揭示了商业波动与物理现象相关，而是因为他揭示了经济数字可以被用来解释物理变化。
　　　　对于杰文斯的工作，他最熟悉的部分是价格史，这是一项值得继续下去的工作。这项研究表明杰文斯既是一个归纳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演绎性的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都应该这样。威廉爵士有一个很明确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靠单纯的演绎，那么他不能到达任何地方；至于依靠单纯的归纳能不能到什么地方，他认为这不好说。杰文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很高的层次上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学家中有望出现一大批杰文斯的继承者。
　　　　威廉爵士最后说，凡是听到凯恩斯先生的致词的人一定都会感到无比愉快的，他同意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建议。
　　　　R．G．霍特里先生说，他也愿意为凯恩斯先生出色而明快的文章向他表达谢意——在一定的目的下，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胜过两卷本的传记。
　　　　对于杰文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为经济分析所做出的贡献。杰文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能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怀有能激起科学研究和调查的感情，并且渴望表达自己，渴望把那些满含激情的思想传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一点也不否认在他的分析体系之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做过类似的工作，但他们都没能表达给这个世界。杰文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表达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突出特点是，大量的道理都是以最令人信服、最卓越的方式，且相对短小的篇幅表达出来的，所以才能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他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后来一直成为政治经济学精华部分的思想，可以和实际事物中那种天生的领导才能相提并论。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可以为了一个目标把他的同代人召唤到一起。领导才能是伟大政治家和伟大将领的特性，而使思想深入人心，给人们以精神力量的才能则是伟大经济学家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杰文斯毋需惧怕那些在他的领域，与他的思想争夺先创权的人。既有一些先驱也有一些同代人为引入这些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马歇尔——但，以霍特里先生的观点来看，杰文斯的才能表现出比马歇尔更精炼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马歇尔的领域不如杰文斯宽，在建立这些思想传统时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精力。而在杰文斯做出贡献的其他许多领域中，都可以表现他在陈述思想时的精力与才能。他的贡献一直保留在公众头脑中，即使有些人不能接受他的结论，也仍然对他所说的保持着兴趣。
　　　　霍特里先生说，他想补充一个文中没有提到的事实。杰文斯在加入皇家统计学会前先加入了曼彻斯特统计学会。他更早地为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做出贡献，并在移居伦敦之前被选为主席。之后，他加入皇家统计学会时已经确立了作为一个杰出统计学家的地位。
　　　　格林伍德教授说，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必须要向大会投票了，但在这之前，他首先履行一下通常的仪式，就是提醒凯恩斯先生不必为任何批评做出回答，他尽可以把这些回答写到日记里去。他说，如果凯恩斯的文章再长一些，每个人都会很高兴的，因为这篇文章的魅力已经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他说，这样说只是表达了在场的每个人的感受。
　　　　凯恩斯先生的心理学研究特别吸引了他。他先谈了一小点。马歇尔早年对杰文斯的下意识的反感可能是出于一种职业者对业余者的不由自主的讽刺。马歇尔非常年轻，他一定知道他所接受的数学训练要比杰文斯更深入，他可能也觉察到了，或者自己被觉察到了，杰文斯在使用数学方法时不够优
雅、不够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