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是屐齿印苍苔-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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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例，每一作家，文前系以简明的传历，便于读者人文相印，增生亲切感。
入选诸家，从年龄看，与“五四”同龄及20 年代出生的占小半，30 至40 年
代的占大半，50 年代的只有三位。中国近代史忧患相乘，绵延达百年之久，
这个时代的男女老幼，概乎言之，都可以说是生不逢辰，——反过来，当然
也可以说生得其时，因为毕竟亲历了惊心动魄的伟大世变。但无论如何，总
是多少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承担了世纪的怆痛，天地悠悠，幽州台上的感慨，
千载以下，依然浸染眉宇。从籍贯看，籍逮本省的屈指可数，多数是家在大
陆，蓬飘萍寄，因此离恨乡愁，时复缭绕笔端，“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
真。”北京亭园的牡丹丁香，四合院里的日长昼静；惊涛骇浪、咆哮东流的
黄河，“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江南；不见于地图的无名溪谷，长留于心
版的风土人情，都是作家神游的所在。在海岛土生土长的作家，向往的也是
高原莽荡、落日苍黄的“幽幽思古之情”。从经历看，绝大多数是大学文科
出身，又献身于大学讲坛；半数以上，且曾远涉重洋，有的学成归来，有的
栖止海外，掌教执业，最集中的地域是新大陆。这里鲜明地反映出台湾政治、
地理、社会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自然也会影响作家的心眼手法。女作家
数量比重不小，细腻、委贴、灵秀、豪放，各擅胜场，恰巧和大陆文坛近年
出现的风光互相映照。
30 年来，台湾文坛的风雨似乎不少，但在这片散文世界里，却有一种尘
埃落定、水净沙明的气象，可以看作是台湾新散文成绩的一次检阅。台湾孤
悬海外，新文学的土壤同样是“五四”，不过感受时地风水的折光，同中有
异，异中有同。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缅旧怀往，托物寄兴，友谊温煦，骨
肉情亲，童年瞬息，记忆常新，这类传统的散文风格，潆洄流贯，一脉相承；
但观察更为细密，视野更为开阔，抒忧发愤，更见深广，题材也有所拓展开
掘。狭巷生涯产生“巷道意识”：区区心房，能载得多少宇宙的痛苦！但万
家灯火，正在迎接归人，无线电里的新闻广播，也会望衡对宇，瞬间把世界
勾连成一片。鸡尾酒会的热闹与殷勤，覆盖着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偏枯
的物质文明，不但吞噬自然，而且荼毒性灵。寄生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从
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构成整个生存价值的记号，“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
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失根的兰花，因风四散的蒲公英，
门外即天涯的浮浪感与失落感，生活的新经验，给散文图谱带来新意象，包
孕着深邃的思索。表现技法也有新的体现，不同程度地从青涩转向黄熟，从
清浅转向丰深，从直白转向蕴藉。有的铅华落尽，真纯始见，娓娓而谈，引
人入胜；有的功候深藏，秀丽内含，闲闲而来，风致自见。据所知，60 年代
的台湾，曾爆发“横的移植”与“纵的传统”之战，现代西方思潮风行一时，
而在这些散文佳作中，却绝少见外来虚无消极的影响。可见中华民族载高履
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赋予了后代多么强大的抵抗力和消化力。
特别动人的是“一颗远悬的中国心”，共鸣交响，渊渊作金石声，走得
越远，回音越强。客居遥远的美国洛矶山下，爱倾听屋檐下水晶的羌笛，只
因为容易牵动八千里的乡心。在西雅图的多雨节季，凝神静坐，细读台湾先
贤遗诗，“一万里在缥缈烟波以外，三百年入断简残篇之中”。或者在雨中
心越灵飞，效《楚辞》天问：“生命何来？万象何俱？文化何始？历史何展？
而我又何自认？”瞿然惊觉此身远离灿烂文化的主流，脚下已不是孕育自己
的乡土：“我来自雨水满布的三江五岳，来自中华文化的根桩，我的生命来
自殷商实物深埋的沃土！？ 。我的精神仍汇入本位文化主流之中，是这主流
带动着我参与宇宙天机的生命运行的！”
还有更撩人心弦的呼声：
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分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
人。？ 。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所有的国耻都贴在你的脸上。
于是你不能再推诿，不能不站出来，站出来，而且说：“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
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
因为古老的大陆，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的
大摇篮”；素朴的事实，远胜深奥的哲理。而这种崇高的民族整体感，只有
经过彻骨的震撼和灵魂的炮烙才能体会。50 年前，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
系》选编诗集，收前辈诗人59 家，其中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
李金发这样的姓氏在内，而在《导言》中独许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几
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而在台湾的散文家中，爱国热情力透纸背的，
却指不胜屈，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我们还听到了“散文革命”的声音，提这个口号的是诗人兼散文家余光
中。他有一整套醒目的主张；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
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楬橥从“五四”破茧而出，使散
文与当代生活的节奏同步；作家要具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掌握文字的高度
适应力。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
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
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
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数量可观的散文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
的主张。试读读《听听那冷雨》，看看他对散文艺术作了多少探索与革新。
以雨入诗文，古往今来，何止千百，而并非每一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
意境、面貌、个性，自己独创的文笔。他使用重重叠叠的叠字叠句，参差错
落，贯串全文。有的是近似的排句反复出现；有的是同声叠韵，如“走入霏
霏更令人想入非非”，“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别具匠心；句子的结
构灵活多变，短句短到点点滴滴，一字一句，二字三字一句，长句像连绵不
断的雨脚，一口气长到39 字；杂以流动自然的少量韵语段落。方块字的形
象性和平仄声，神而化之，竟凝结为一幅绵绵密密、千丝万缕的雨景，一阵
阵远远近近、紧敲慢打的雨声，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清清冷冷的雨味，
飘飘忽忽的雨腥，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同时渗透每根神经。李清照
的《声声慢》连叠7 字，称“卓绝千古”；杜甫的公孙剑器，白居易的浔阳
琵琶，王禹偁的黄岗竹楼，脍炙人口，都乞灵于巧妙的借喻形容，而《听听
那冷雨》，却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
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得是别辟一境。
台湾风物宜人，土地膏腴，却并不对艺术创造提供良好的条件。台湾文
学的成就，我坚信将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章，给以
足够公正的评价。
为《台湾散文选》作序，我不是适当的人选，因为“寡人有疾”：我既
粗疏寡学，又孤陋寡闻，对台湾文坛所知甚少，本集诸家的作品，百分之九
十九是初读。1984 年5 月，在国际笔会东京会议期间，有一面之雅者，不过
杨牧先生等二三子；只是四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现代文学研讨会上，
有幸认识余光中先生，得开眼界，接触他的作品，自此锐意搜求鸩读，以为
暮年一乐。由于心折，难免偏爱，因此对他谈得比较多。希望不止于一偏万
里，伊于胡底。鹊桥难渡，心源可接，妄言多失，读者谅之。
1985 年7 月18 日时在上海盛夏中
历史学家的散文 ——唐振常《澳洲散记》序
我国实行启关去锁，对外开放以来，描述异国风光的文字日见其多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新事物，却并非破天荒第一遭。稍一回顾，清末维
新运动前后，有识之士蒿目时艰，瀛海采风，遥天述异，就曾经时行过一阵。
容闳、王韬、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人，就都有过类
似的著述。严复的借石取火，潜心译事，则几乎是尽人皆知了。百年来巨大
的历史演变，世界与中国已绝不是旧时的面貌，但为了振兴中华，必须急起
直追的情势，虽今昔异途，却并无二致。
时代毕竟不同了，从前有资格出洋游历的寥寥可数，现在却多于过江之
鲫。其中以考察为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的可置不论，行踪所至，触景生情，
形诸笔墨的有心人，依然是各类知识分子，尤以作家为多。礼赞科学文明，
描绘繁华景色，记述名都胜迹，间及奇风异俗，经纬其间的，则大都是友谊
的交流阐扬。——这是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点，标志着祖国命运的变化，因为
只有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平等相处，才能产生真诚而不是外交辞令
式的友谊。但一般的友好访问，难免浮光掠影，现在这类文字，渐由绚烂归
于平淡，应当看作是一种进步。例如这《澳洲散记》，因为作者是历史学家，
海外讲学之余，观察所得，涉笔成文，言之有物，而娓娓如话家常，就别具
一种亲切有味的风格。
唐振常同志的生活经历，很多跌宕，也很发人深思。他是四川的世家子
弟，降生时虽已后于“五四”3 年，童年耳濡目染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教
育。他就读的中学是道地的古董传习所，上课、集会、就餐、临寝，都得朗
诵经书“语录”，连厕所门前，也高悬木牌，大书“道在屎溺”，为30 年
后林彪发明的小红书开了先河。初入中央大学，还是屈从家长意志，专攻农
艺。但旧世界的重重束缚，并没有把他禁锢住，他终于中途易辙，考入燕京
大学，一转而读外文系，再转而读新闻系，并从反面落墨，副修历史，受教
于名师陈寅恪，同时又投入席卷中国大地的民主浪潮。跻身社会以后，辗转
于报馆编辑和文艺工作之间。他写成第一个电影剧本，就碰上“阶级斗争”
的钉子，以骇人的罪名，遭到康生的迎头痛击。不久就是现在通称“十年浩
劫”的那出“革命”荒诞剧开场。那时他似乎已经四大皆空，当造反派“宽
大”为怀，准备给他一条出路的时候，他的志愿是当门房。但“四人帮”化
为灰尘以后，不旋踵间，振常忽然改弦更张，以历史学家的新姿崛起，为蔡
元培修传，评章太炎功过，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只手打孔家店”名
噪一时而终于销声匿迹、谣诼纷纭的吴虞勾稽生平，拂清尘雾，又给清末《苏
报案》中久已坐实为“奸细”的吴稚晖写翻案文章，代已无法自明的死人辩
诬，以其材料的翔实，论据的坚强，态度的公正，见解的新锐而引起学术界
的注目。
黎澍同志为振常的第一本历史论文集《章太炎与吴虞论集》作序，戏测
振常改行，可能与文艺写作易招祸殃有关，指出历史研究有同等的危险，古
来不少历史学家就为此脑袋失踪。“文化大革命”的引爆点就是吴晗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真可谓殷鉴在迩。其实文字牢狱的存废，思想网罗的
疏密，关键在于政治是否清明，理性是否沉沦，否则只要涉足意识形态领域，
而又不能自外于是非曲直之见，不甘当左右逢源的风派，就很难做到安全自
保。如果在十年以前，单凭振常这些历史论文，“左”霸的几口唾沫，就可
以使他灭顶而有余。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为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民主开明
空气雀跃三百！文化工作者的安危固然重要，国家前途的荣枯明暗更值得关
切。
写外国游记，似乎无关宏旨，却也并不保险，特别是引述新思潮，新观
念。湖南人民出版社近年编印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是郭嵩焘的
《伦敦与巴黎日记》。这位清代光绪朝奉派出使英法的第一任钦差大臣，因
为把首途使英的五十天日记，刻印成一本薄薄的《使西纪程》，而在其中赞
扬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引起一场大风波，被认为“刻意夸饰”，怀有二心，
弄得天下骚然，朝廷下诏申斥，传令毁版，最后郭嵩焘被迫“乞休归里”，
在谤毁笑骂中郁忿而终。原来我们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礼乐政教，
更优于“夷狄之邦”。外来思想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