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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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雷巴诺夫。
第41章 阿廖辛
我对同奥库利奇即将进行的谈话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从国家安全局的中尉那里了解到，在敌人占领期间，奥库利奇同游击队有过联系；去年春天，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受了重伤的旅政委马尔丁诺夫藏在自己家中将近一个月之久，从而救了这位政委的命。现在马尔丁诺夫是州委书记之一，不久前他还专程到利达市了拜访过奥库利奇。
“是自己人，游击队员，”中尉对我说道，“这个人稳重，沉默寡言……他们这些本地人都是这个脾气……”显然他这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然后严肃地补充道：“只要我们不把本州一切坏蛋清除干净，他们就不可能改变这种脾气。
然而，我相信奥库利奇会把他知道的有关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他也会把前天他同这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全对我说出来。
我把勃林诺夫留在利达市，责成他留在市内继续搜查，一旦碰上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必须立即拘留他们；我为此向司令部要了两名冲锋枪手归他调遣，我还详细地教他怎样拘留犯人。
我焦急地等待着同奥库利奇谈话，认为他会把一切向我解释清楚，我担心的只是他象昨天一样不在家。
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颠簸地非常厉害。西日尼亚克表情紧张地握着方向盘，用最高速度在石子路上驾驶着卡车，而我还在不断地催促他再开快些。有时他便生气地说：“反正你们不管！……汽车对你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您能弄到板簧吗？！你们都是破坏汽车的专家！……”
到了什洛维奇，我们就离开公路，拐进了多年失修的土路，沿着灌木从慢慢地向前驶去，最好，我命令停车。
西日尼亚克揩着汗走出驾驶室，开始检查汽车机器；但我命令道：“以后再检查吧！带上冲锋枪，跟我来！”
我让他在村边的灌木从中等候着，就一个人直奔木屋。
被铁链拴住的狗凶狠地叫着、跳着。窗口露出了一张妇女的脸，一位男子立即出现在门前。他先是吆喝了一声，看门狗不叫了，接着他便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他穿的衬衣和长裤虽然已经破旧，但很干净，光着脚，留着满腮胡，一副忧郁的表情，显得严肃而又冷静。
“日安……我是１８０４０部队的。”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把部队发的附有我本人照片的军官身分证掏出来，并打开给他看了看。他扫了一眼，但一言未发，只是用一种令人不快的低声下气的样子看着我。
“请问，”我客气地说道，边用手帕擦着脸和前额，显出我似乎在大热天走了一段长路的样子，“如果我没弄错，您就是奥库利奇同志吧！”
“噢……”他不知所措地说道。
“见到您我很高兴……我是到这里出差的……我想找您好好谈一谈……我想先洗把脸，喘口气。您不反对吧？”
“可以。”
不一会儿，我就坐在餐桌旁了。这间屋子虽然是泥地，简陋贫寒，却很干净。
其实，当我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以为，奥库利奇一定会请我喝他私酿的酒，因为他有“酿酒器”……我早就想喝它一杯。我准备陪着他喝任何一种难喝的酒，因为我希望，这样一来他会酒后吐真言。但是，别说喝酒了，他连坐也没让我坐……那还是他的妻子让我坐的，她从隔壁房间过来了一会儿。
她是个脸上有点儿麻子的胖女人。她在厨房门口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取出一个牛奶壶，放在桌子上。这女人不爱说话，也没把牛奶倒在杯子里就又消失在隔板后面了。
我以为，奥库利奇会主动向我讲起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的情况，只要跟他聊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我立即用信任的语气说，我们的部队在利达市，是负责方面军后方安全工作的，是同匪徒和逃兵作斗争的。工作任务繁重，许多方面都取决于居民们的帮助。
奥库利奇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盘着一双赤脚，沉默地听我说话，一声不吭。我自己倒了一杯牛奶，喝了一小口，称赞了一句，便又满不在乎地往下说道：“看来，您不是本地人吧？是哪里人？”
“是贝霍夫人。”他说道，他的声音不高，稍微喑哑。
“莫吉廖夫人……到这里几年了？”
“第三个年头啦。”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吗？”我扫视了一下房间。
“就住在这里。”
“不害怕吗？”我微笑了一下。“在林边，又是独门都户？”
奥库利奇耸了怂肩，没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在南墙角的神龛里放着圣像，是天主教的圣像，尽管奥库利奇来自白俄罗斯那个没有人信奉天主教的省。此外，我马上就发现，墙上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任何装束品和画片。
我对他讲述了莫吉廖夫的情况（该市解放后我曾到过那里），我还讲到该市遭到破坏的情景，接着我就谈起利达市和本区的生活。他不声不响地听我讲话，用殉难者难受的眼神看着我，他甚至对最简单的问题也不立即回答，即使回答也是支支吾吾，我同他的谈话进行得很不顺利。也许是因为他不信任我吧？……他并没有仔细地看我的证件，也许有必要再一次向他作自我介绍？
“这不是天主教的圣像吗？”我看着圣像问道。
“谁知道……”
他无精打彩地作了个手势答道，似乎说，这又有什么两样？
“在利达市，有人对我是，您曾经帮助过游击队。我希望您也会帮助我们……请您看看……”
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封详细地介绍信，把信铺开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迟疑片刻，拿起介绍信读起来。
介绍信说，我是保卫方面军后方安全部队的军官，希望一切政府机关、企业、各部队和警备司令部以及各位公民给我以一切可能的协助来完成任务。介绍信上附有我本人的招聘和两个清晰的印花图章，还有两位将军的签字，即方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后方安全部队司令的署名。
奥库利奇慢吞吞地看完了介绍信并把它还给了我，他摸不着头脑地看着我。
“请告诉我，”我边收起介绍信，边问道，“这几天您在这一带……今天、昨天或是前天，是否看见过什么陌生人？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人？没有人到您家里来过吗？”
“没有。”奥库利奇想了片刻答道，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
“也许，在这一带你见到过什么陌生人？”
“没有。”
“最好您想一想，这件事很重要。也许最近几天您在这一带见到过什么人，”我强调地说道，“有什么陌生人来过吗？”
“没有。”奥库利奇又说了一遍。
这太出人意外了！
我不可能弄错。这就是从什洛维奇通往卡面卡途中的第一个村庄，而且勃林诺夫说的木屋和附属建筑的情况完全符合我在这个村庄里看到的样子。看门狗也是那样的狗，狗窝也同他说的一模一样，奥库利奇的相貌也完全符合。不仅如此，我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地就确定了勃林诺夫监视奥库利奇和另外两个军官的地方：灌木从和那株橡树。
但是，奥库利奇说，最近几天谁也没到他这里来过。
即使在见到他以前，我也想到，他是个沉着的、不爱讲话的人，不过，万万没想到他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给我的印象是城府颇深、令人不快，这主要是他那种沉默和驯顺造成的一种印象。我也不可能不觉察到他的紧张心情……是不安或者恐惧。但是，他为什么要怕我呢？
他那位在厨房里不声不响地忙着家务的妻子也守口如瓶，面无笑容，也使我很不喜欢，这也许是因为她有一张凶相十足的狡猾的面孔，也许是因为她常常从隔板后面偷偷地看着我。我明显地觉察到，他们夫妻俩对我的来访都是不欢迎的。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谁也不会对我的反感和同情感兴趣……而我需要的则是事实。事实是，我们怀疑的那两个人前天确实来找过奥库利奇并在他家里待了一阵子，奥库利奇也没有理由要隐瞒他们的这次来访。
我心情沉重地意识到，同他继续谈下去不会得到什么了。一个在我们这种工作中常见的时刻终于到来：你所占有的关于这个人的材料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你已经见到了这个人，也同他谈了话，现在，你必须自己作出决定，得出结论了。
挂天主教圣像……这一定是为了对方国民军分子的可能的来访；这些国民军分子任何时候都可能来到此地，而信仰天主教的房东既然是他的教友，显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好感，使他们心软。德国人对天主教徒也比对希腊正教教徒要友好得多。
不挂家庭成员照片……这使人想起奥库利奇的亲友，想起他们一家人的社会关系和战前的生活。我还想到，他们收到过什么信没有，收到过什么样人的信呢？
还有很多次要的事情我也很感兴趣，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奥库利奇同尼可莱耶夫和冼佐夫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来找他，奥库利奇为什么对我隐瞒他们前天的来访，如果他们确是苏联军官的话？为什么呢？……目的何在？……
还有，勃林诺夫看到的那个背包，那里面装的是什么，而一小时后，当他们走上公路的时候，这个背包又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同奥库利奇的这次渴望已久的谈话对我来说是一无所获，我什么也没弄清楚，但形势迫使我必须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我走近敞开的窗户，用双手当喇叭，喊了一声……我这是在给西日尼亚克打招呼。
几秒钟后，他手持冲锋枪走出灌木从，朝木屋跑来。看门狗狂吠着，跳着，想挣脱锁链。
我瞧了一眼奥库利奇……他站了起来，吓得呆若木鸡，看着窗外……
第42章 波里亚可夫中校
他没记错，被劫的“道奇”牌汽车轮胎的痕迹同阿廖辛小组在斯托尔布兹附近的森林中发现的车轮痕迹是一样的。
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又把照片研究了半天，然后把照片收起，打开了报纸，开始吃饭了。但是，他已经不能集中精神读那篇长文章了。
他匆匆忙忙地吃完“米饭烧肉”，便驱车赶往野战医院。
在保存着死亡诊断书的厚卷宗里（每份诊断书还附有病理解剖医生的证明），没有发现尼可莱·库兹米奇·古谢夫的文件。波里亚可夫照名单找了两遍。
野战医院的领导和住院处负责登记工作的人都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正在那里接受两列救护车的伤员。
波里亚可夫向值班医生打听了一下这件事。
“古谢夫上士，司机？……是我的病人。”她说道，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奇问道：“他还活着呢，怎么可能有死亡诊断书呢？……”
两分钟后，他们便走在宽敞的、两旁放着病床的走廊上了。波里亚可夫穿上了白大衣，因白大衣很肥大，他还边走边卷着袖子。乙醚和氯化汞的味道很强烈，这是令人讨厌的令人不快的一种气味，使他想起了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和莫斯科市、高尔基市这两个地方的野战医院。重伤之后，他曾在那里躺了将近五个月。
“他是被人在后面重击了两下头部而昏迷过去的，”女医生对他说道，“他的脑底骨折，患了脑震荡。接着，他又被人从后面在心脏附近捅了两刀，幸运的是，刀捅得不准，他只是受了重伤。”
一位十五岁左右的女护士推着放有担架的双轮车迎面走来，她推着的是个男伤员。
“但是，他现在脱离危险了没有？”波里亚可夫躲开双轮车问道。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供什么保证。毫无疑问，最好不要同他谈话，如果非谈不可，那我也只好答应，但是，一般来说……您不要使他疲倦……”她突然以完全不打官腔的口气微笑道。这时，波里亚可夫才发现，女医生很年青，长得也不错。“战前，他曾经给一位什么医学院的教授开过车。现在他只有一个请求：要我们无论如何把他送给那位教授治疗……请往这边走。”
在四人一间的重伤员病房里，女医生指了指靠窗的那张病床就转身走了。一个男人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他有一张饱受磨难的瘦削的脸孔，头和胸部都缠着绷带。他毫无表情地瞪着两眼，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晚安，尼可莱·库兹米奇，”中校向他招呼道，“您身体好些了吗？”
古谢夫好象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遭到了什么不幸，只是沉默地望着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