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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山水狂飙(伍近先)-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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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是。”蒋介石叹息了一声,像是吐出了胸中的火气,说:“薛岳是不是还是不理解我的意图,觉得受制于龙云,心有怨气,吴奇伟也受他的影响,因而荒废了军事?那么,宴道刚又是怎么回事,要他专门跑一趟,把我的所思所虑告诉他们,难道连一语即可道破的话都不会讲么?”何应钦说:“我想不会的,委座。薛、吴、周三位,包括道之,我们都是了解的。诚如委座刚才所指,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烈身上,太昏庸无能,他要是守住娄山关,守住遵义,不就没有这种事了?他哪怕再坚持一两天,周纵队赶了上来,吴纵队也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蒋介石沉默了一会,从他的高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说:“叫你们这样一说,对王家烈也不宜过急了。共匪不是还在贵州吗?就这样,损一将易,成一将难。暂不理会他们的失职之辱。都准备一下,明天去重庆。”
  3月2日,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忙重返重庆。刘湘没有到机场接驾,他在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带着人马去了泸县“川南剿总”司令部,实则躲风,却说是去“查究”潘文华、郭勋祺,为什么在赤水河方向没有把“共匪”堵住,而让其再度东窜黔北。当杨芳毓在机场为刘湘面陈行踪时,蒋介石说:“算了算了。川军在赤水河方面没有把共匪堵住,是一个失策,但也未必需要查究什么嘛。川军的江防守得不错的,郭勋祺土城一仗也是打得好的,倒是黔军和中央军方面……”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蒋介石进到黄山修饰一新的官邸歇息下来,贺国光便递上从贵州发来的两份电报。原来贺国光在得到委座在南京发火的消息后,他也害怕委座迁怒于他。他是代表委座在临近前线的重庆协调“剿匪”军事的,遵义大败,他不是也该吃家伙么?也就乐得把王家烈拉出来作抵挡。正好,王家烈的两份电报到了。一份是王家烈指使贵州绅商各界和各“民众团体”,向蒋介石和各省军界头目刘湘、龙云、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告急求援电。电文说:“赤匪回窜黔北,桐梓、遵义失陷,黔军连日决战,伤亡甚重,退往鸭溪、新场方面,集中待援。国军亦一部失利,退守乌江南岸。情势紧张,拟恳令饬剿匪各军,不分畛域,赶速就近推进,合围痛剿。”另一份是王家烈自己的请罪电。电文说:“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资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蒋介石看了电报,喜怒难辨,说:“王家烈倒还有些自知之明。传我的命令!”他当即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贺国光一头大汗抹去,说:“委座亲临前线,剿匪军事定开新的局面,共匪灭期到矣。”
  第二天,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会议就黔省“剿匪”军事部署问题,由陈诚根据他的意图提出预案,讨论后,由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为此,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请注意!”他一边在图上指划着一边说:“何键的53师,吴奇伟的两个师,徐源泉的一师两旅,加上黔军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阻敌东进。临敌周围,孙渡的6个旅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鲁班场一线,王家烈还有几个团,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敌西进;吴奇伟的另两个师集结于镇西卫、修文、息烽、刀把水、大渡口一线,防敌南出;郭勋祺的3个旅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敌北上。这就是下一步的计划。东西南北,近50万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70万,不少了吧?我们一定要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朱、毛窜匪,不得再误。战法问题,我要再讲一讲。你们,还有部队的各级官长,总是忽略堡垒战法,不晓得筑堡推进,乃至防也不筑堡,挖个小壕沟就算事了。这一回怎么样,王家烈吃亏了吧?娄山关一垮下来,哪里也站不住脚了。我在江西的时候,就很提倡过这东西子,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嘛,本委员长会害你们么?关于筑堡问题,这回要专门下一道命令,不论驻防布防,也不论是追是堵,是围是截,一律就地筑堡;特别是江防隘口,必须筑堡扼守。要把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
  且说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果不小,代价也不小。付出最大牺牲的是3军团。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写的报告中说:“3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战役中,两个团长负伤,6个营长伤亡,10团参谋长钟剑伟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但是,终究是一次大的胜仗,一次很有意义的大胜仗,它证明了离开根据地的、只有3万人马的红军,只要运动开来,避强击弱,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也证明了遵义会议改变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不高兴的唯有李德。他倒不是因为红军打了胜仗不高兴,而是因为这一来,他的“堡垒主义”、“短促突击”是真的不行了。他为此感到悲哀。重占遵义以后,回到军委纵队的李德,没有再同博古住在一起。这一天,时任5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片好心,想到李德一人独处,要是博古不跟他说说话,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便来到李德的住处,想看看他。伍修权一进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个小铁锤,便拿起铁锤来敲了颗核桃吃。正吃着,李德从里屋走出来,伍修权正要问候致意,李德说:“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我们只有过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把伍修权弄得哭笑不是。想了想,觉得这李德也太不知趣了,好心好意来看看他,他倒是这么一个态度!便说:“李德同志,你在苏军中算是个高级将领,我现在是军团副参谋长,比你低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要高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修养,没有礼貌?我是来看望看望你的嘛!”李德自知失礼,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情不大好啦。”伍修权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你倒心情不好了,你的国际主义感情哪去了?”李德说:“你知道吗?我有好久不挨文电的边了,昨天博古却突然给我翻译了一份战报,是这次战役的战果统计。你道这份战报是谁的?彭德怀的,是他特意要送我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是在取笑我!”伍修权哈哈大笑,笑完说:“你呀,不是个德国男人,倒像个德国女人了!”李德也“嘿嘿”地笑了,他笑着笑着,笑脸变成了哭脸:“快别提德国女人了,我刚才正躺在里屋床上想我的德国女人,我的奥尔加·贝拉里奥……”见李德的灰兰色的眼睛里骤然汪起了泪水,伍修权的心里也颤颤的了,说:“我们唱唱歌吧。”他们能一起唱的歌只有国际歌和马赛曲,他们一起唱起了马赛曲……
  蒋介石在重庆形成的新的作战部署,是重庆地下党得手后传给4方面军,又由4方面军电报传给中央红军的。情报同现地侦察到的敌情完全一致。毛泽东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为寻机实施机动,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这期间,3000俘虏的“新兵师”,经过突击政治思想教育,大都补充到了1、3军团,其他军团也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各部队还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人满装齐,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又是春暖花开季节,不冷不热,战士们的求战情绪很高,“遵义是个好地方,来一回有一回的收获!”“再打,王字号的不过瘾,打中央军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中,有些人的头脑热了起来,忽视对敌情作冷静的分析,战术思想有些不严谨。于是,在高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事情起因是林彪和聂荣臻3月10日致电军委:“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该地之敌。”中央立即开会讨论林、聂的意见。毛泽东因事迟到了一会,他还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正忙着同刘伯承(曾任遵义警备司令)一起接见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交谈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再恢复的问题。当他来到会上,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赞同林、聂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都拟好了,只等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听说要打打鼓新场,怔了怔,说:“打打鼓新场?”他抓过地图看了看,说:“打不得,打不得!”他的“打不得”把到会的人打了个莫名其妙。都说:“怎么打不得呀?该敌主要是王家烈的几个团,在众敌中是个薄弱环节。再搞掉他这几个团,王家烈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毛泽东说:“不,打鼓新场的王家烈,不是娄山关的王家烈,是不好打的,我们要冷静一点才好。”说到冷静不冷静,有的人真还有点不冷静了,说:“这有什么不冷静的!打鼓新场的王家烈,只有比娄山关的王家烈更好打的。”“老毛同志,你的兴趣是不是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最好是周浑元啊?这恐怕更需要冷静一点才好啊!”毛泽东也有点火了,起身道:“讲得对,我的兴趣的确不在王家烈,而在吴奇伟和周浑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是更不冷静,你们打好了,我不参加。”周恩来连忙招呼道:“嗳嗳,坐下坐下,大家再商量商量。泽东同志,我也不大明白啦,你常说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这次打打鼓新场,正是拣弱的打,为什么又不妥了?”毛泽东没有坐下,却也没有离场而去。他说:“这,我听了半天,你们好像根本没有把敌人的位置搞清楚是不是?你们仔细看看地图,你打打鼓新场,能避开周浑元和吴夺伟?能避开孙渡和郭勋祺?西面是孙渡,西北是周浑元,东南是吴奇伟,东北是郭勋祺,距离都很近,有的一天路程都不到。我们要是打打鼓新场,只要同犹禹九部一接触,其他各路纵队就会一齐出动。到那时,我们面对的还只是王家烈吗?同志哥呵,那将是5路纵队,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兵力!我们能钻得出来吗?娄山关的王家烈,是孤立无援之敌。吴奇伟后来援是援了,可他是从贵阳出发的,援掉了两个半师。显然,敌人的这一次摆法,是吸取了遵义之战的教训的。”
  大家都挤着看地图。有的人一边看地图一边擦着头上的汗珠子,小声嘀咕道:“说的是,说的是啊!”王稼祥说:“嘿,你老毛就是比我们要高那么一截,要深那么一层。说得对,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是不行的。看来,这打鼓新场这面鼓是敲不得的,一敲,几头狮子就都上场了。那么,你倒说说,到底打哪里好?蒋介石又给我们画了个圆圈,不打不走总是不行的。”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打鲁班场!第一,鲁班场有周浑元的13师和96师,打好了油水大;第二,打不好有路可走,蒋介石现在画的这个圈圈,目前也只有这个方向松动一点,前景好一点。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一番争论,主要是能否从敌人丛中窜过来,前进到鲁班场的问题。毛泽东说:“抓紧一点可以,眼下人家正在忙着修碉堡呢。”又是周恩来,首先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穿过去打鲁班场。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认为“鲁班场虽系强敌,但总比被4路强敌围困好,而且有路可走,这着棋就可能走得活一点。”
  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又一次显露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向鲁班场开进途中,张闻天找到王稼祥说:“看来,人多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办好,不承认个人天赋不是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我们结束了个人说了算,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央和军委一二十号人,几乎天天开会,这不是个办法。我的意见,军事指挥问题,还是由老毛、恩来和你3个人来决断,就叫作3人指挥小组,你看如何?”王稼祥说:“可以考虑。眼前的提法也委实有些不伦不类,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太不够组织化了。当然,3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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